2018年07月1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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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1925—1945)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要成分的政党。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在历史上,它与海外洪门致公堂有渊源关系。洪门是我国清代初期出现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从18世纪起,洪门组织逐渐发展到海外。当时,由于长期战乱,国家经济凋蔽,大量农民破产,被逼背井离乡,有的去南洋群岛,也有的到美国、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国家,后者大多是被掳掠拐骗为“契约劳工”的“猪仔”华工,多数在美、加开金矿、修铁路,受尽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适应海外的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国内秘密群众组织——洪门会党的形式组织起来。在美洲,洪门组织达26个之多,名称虽不一,但都是具有“华人共济会”性质的群众团体,即通过华人互助互济,团结起来,以解决侨胞在异国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广大华侨愿意加入洪门,从而使这个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据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记述,美洲洪门致公堂是其中规模较大、力量雄厚的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有三大信条:“义气团结,忠诚救国,侠义除奸”。这表明它一方面团结组织华侨,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另一方面坚持反清的斗争活动,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因此,后来洪门成为孙中山发动民主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就与洪门这一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帮助改组致公堂的关键性一步。1904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堂新章》,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次年,孙中山在广州开设大陆山,自任山主)。随后,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1863—1946)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孙中山在波士顿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1868—1955),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成立,并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了分会。为便于同盟会在美洲展开革命活动,孙中山于1911年建议同盟会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堂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并简化入堂手续。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在致公堂与同盟会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开展大规模的筹款活动,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筹得美金14万4千元,其中维多利亚和多伦多的致公堂“先变产业,以急军需”。自武昌首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仅旧金山洪门筹饷局一处就提供了20余万美金的资金。同时致公堂或通过创办报刊书社,宣传革命思想;或不惜流血牺牲,先后参加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为推翻封建专制,创建民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中山在致公堂的革命活动和影响,为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及其后来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所积极支持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清朝统治虽然被推翻,袁世凯却建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华侨在国外受歧视和奴役的地位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华侨和致公堂成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以领导他们的自卫、反抗和谋生,以及支援国内革命斗争。为此,不少致公堂内的有识之士积极进行组党的努力。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把致公堂推向前进的主张。1921年他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没有成功,但仍不气馁,又从香港回到美国,继续酝酿组党。

    二、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司徒美堂、黄三德及海外不少洪门团体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了改堂为党和成立中国致公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在金门(旧金山)成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具体筹划将致公堂改组为致公党的工作。这次恳亲大会还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在大会结束时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为中国致公党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1925年8月筹办委员总会又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就有关建党的具体事项,通告了全体洪门人士。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早年加入同盟会并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炯明(1878—1933)、唐继尧(1883—1927)为党的正副总理。这一次恳亲大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致公党的成立,标志着华侨政治力量的新崛起。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在美洲凡是有堂的地方大多建立了党组织,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致公堂组织也相继改堂为党,使致公党的组织遍布美洲、亚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多个总支部、支部和10万余名党员。但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所以在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

    三、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国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当时,致公党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祈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努力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这就必须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斗争中的贡献

    一、积极参加和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致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广大的国内外党员以实际行动拥护祖国的抗日斗争。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9·18”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广大侨胞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四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司徒美堂立即联合各侨团发动募捐救国活动。淞沪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1934年1月10日加拿大致公堂也致电福建人民政府宣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除党治,政权公开”,“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土之初衷,正与同人等本旨深契”。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司徒美堂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不仅亲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廷锴保镖。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发生,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任锐勋与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明确指出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爱国无罪,“今日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真理至明。”致公党(堂)援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和海外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致公党继承发扬华侨爱国光荣传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的号召,坚持长期抗战的募捐活动,同祖国人民一起承担起抗日救亡的光荣任务。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纷驰急电,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

    二、与侨居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顿,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残酷统治和疯狂劫掠,激起东南亚各族人民和华侨的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1942年5月由52名华侨青年组成了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支’)。不久,在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的领导人许志猛(1909—1990)主持下,成立了“洪门复兴委员会”秘密组织,创办地下油印报纸《华侨导报》和《侨商公报》,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后来又进一步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许志猛任总指挥,直接面对日军进行武装斗争。当年侨居马来亚的致公党马来亚支部的领导人官文森(1886—1957),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捐款支持马来亚的加影前卫剧社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号召侨胞出钱出力,对马来亚华侨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38年,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后,官文森与戴子良等人联合发动马来亚惠州华侨组织“惠州救乡会”,积极募集人力、物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响应共产党号召,出资组织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队回东江参加抗日救国工作。日军侵占马来亚前夕,官文森不顾生命危险和财产损失,召开“华侨抗日大会”,号召各界侨胞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组织华侨青年去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这些华侨武装队伍后来曾在柔佛一带与日军激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马来亚沦陷后,官文森避居山林,继续与当地抗日地下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并赞助大批款项和物资援助当地人民的抗日武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中国致公党和侨居地人民并肩作战,不惜血洒异国疆场,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彪炳史册。1945年5月,中国派出10名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美洲致公党组织的负责人司徒俊葱等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发动当地华侨热烈欢迎并公开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随员举行招待会,组织演讲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以及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此举在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大,充分反映了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情谊。在抗战胜利前夕,美洲各地致公党(堂)办的报纸与其他爱国华侨办的报纸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表现了广大致公党成员和海外华侨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的关注和期望。

 

第二章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和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6—1949)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

    一、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的准备工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企图扑灭民主力量,继续维持其统治,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内战。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广大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包括海外爱国侨胞,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两个中国的命运》(1945年4月23日)、《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两部论著,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争取民族复兴的道路更加明确。同时,也给正在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有识之士指明了方向。还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南方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与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1892——1970年)以及黄鼎臣(1901—1995年)、伍觉天等同志的交谈中,就曾向他们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陈其尤等同志在中共的帮助和引导下,以及从他们自身经历中深切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致公党应该尽快恢复组织活动,联系海外华侨,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于是他们就开始着手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筹备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同志先后由内地到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和钟杰臣、严锡煊等汇合。他们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工作。这几位同志在抗战时期曾分别支持和参加抗战工作,与中共和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对国共两党都有较深刻的体验,并把祖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可谓志同而道合。这时,一些被殖民者驱逐出境的、或由国内被迫逃亡的致公党员也陆续汇集香港,之后,他们又继续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饶彰风、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和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认识。中共华南分局还介绍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加入致公党,协助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由于陈演生保存有海外致公党组织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这就为联络海外致公党成员恢复致公党组织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

  从1946年中到1947年4月间,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由陈演生等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的意见及要求。(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如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了题为《致公党组织概况》的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致公党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军队国家化;尤主张各党各派及社会贤达以和平方式协商,求得政治合理的解决”。《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得到各地致公党员和华侨的热烈拥护,以及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在国外许多致公党组织的领导人成立了‘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4)1946年冬,组建了以任洪为主任委员的致公党广州支部。支部成立不久,便受黄鼎臣的委托承担了为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而起草新党章的任务。起草新党章的工作在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的指导下,由就读于该系的致公党员阮耀民(阮哲民)执笔。在新党章的起草过程中,曾通过中山大学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吸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及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的章程的精神,由黄鼎臣、伍觉天审阅定稿。由于致公党是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在香港公开举行代表大会的政党,因此各方都很关注。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始终都得到中共华南分局的支持和帮助。如原先起草的《中国致公党章程》中,对于土地问题的提法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连贯同志看后,建议写成“耕者有其田”。因为,抗战胜利后,华侨是用侨汇购置了一些土地;国内眷属也没有以剥削农民所得作为生活来源,这些华侨地主与其他地主应该有所区别。“耕者有其田”的提法既照顾到华侨、侨眷的感情,更体现致公党作为侨党的特点,从而更有利于团结海外侨胞。1947年5月5日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是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第一个对外的文件。党内虽然有较高英文水平的人,但缺乏用英文写作此类政治文件的经验,经伍觉天通过连贯同志介绍《华商报》的萨空了先生帮助解决。其他重要的公开发表的文件,也得到《华商报》的帮助。

    二、中国致公党对时局的看法

  致公党在积极恢复组织活动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投入了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斗争。1945年10月10日,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斗争,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表示愿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可是“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先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军继续占驻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就国家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1946年11月2日,在国民党片面宣布召开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前夕,致公党发表了《致公党对时局意见》,提出应该按照“政协”决定,由改组后的民主联合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其宪法草案应根据政协修改原则,由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全部条文,以备制宪的国民大会采用;指责执政党不顾政协决议,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种举措可能引起全国分裂之危险;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其对华错误政策,立即撤出驻华美军,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一切物资援助,并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

  1947年2月27日,致公党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继续其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包办国民大会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金融动荡、商业凋蔽、民不聊生的状况,发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刻取消“钦定”的伪宪法,立刻实施关于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四项诺言;立刻释放除汉奸外的一切政治犯,然后由国共双方协商全面停战,实现和平;扩大党派协商会议,遵循过去政协路线与精神,解决国是争端。《宣言》在谴责国民党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护侨政策,纵任各地侨胞的生命财产遭受当地政府之残害的同时,为广大海外华侨的利益奔走呼号。致公党在这一时期还一再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撤退所有驻华的军队及军事训练人员,在中国普遍的和平未实现前,各国不得再对中国政府或任何一政党进行经济援助,任何国家都要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约束。

  致公党的上述活动,说明了中国致公党的组织活动已经恢复并且成为民主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对美蒋势力是个重大冲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有力支持,同时也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的影响,从而为召开致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政治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四十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则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大会通过的《党章》对致公党的建设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规定,指出:致公党“信仰民主主义”、“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和国内革命运动”、“对一切损害本党及损害国家民族利益者进行斗争”。《党章》规定:致公党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党内各级机构的负责人,概由普选制产生”,“凡党员必须服从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党章》还规定了在必要时必须对党员绳之以纪律,对地方党部进行改组或全部解散。由此可见,致公党的指导思想已由旧民主主义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等重大问题。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即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执行委员。选举产生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等9人组成,推选李济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地位在山主与副山主之间)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三大以后出版了《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其《发刊辞》说:“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国是问题的主张

  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全面地反映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要求。《政纲》规定: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在政治上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必须在普选的条件下,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保障民主,国家政体采取民主集中制,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组织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央政府采取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在经济上提出:实行全国计划经济;人民有经营企业的自由,劳工利益受法律保护;反对国营事业的官僚化与私人企业的独占化;奖励侨胞向国内投资,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资提高发展生产力,但必须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完整;计划发展轻重工业,配合农业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逐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佃权,扩大农业贷款,严禁高利贷盘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由政府大兴水利,奖励集体经营农业,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政纲》还主张设立侨务机构,实行护侨政策;运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国交涉,废除对我国侨胞的不平等法律,保护侨胞的权益;海外侨胞遭生命财产损失时,政府应向有关方面提出赔偿,并予以救济;帮助侨胞加强团结,加强侨胞与祖国的联系;鼓励侨胞向国内投资,予以最惠权益;奖励侨胞回国服务,奖励侨胞子女回国就学;增加侨胞国民代表名额,以扩大侨胞的参政权。此外,《政纲》还在财政、军队、外交、教育与文化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大会通过的《宣言》,提出了解决国是步骤:第一步,国共两党军队应即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发布前的原占地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由政协会议产生各党派平等联合的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三党联合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同时取消国、民、青三党所制之伪宪法;第五步,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机关大会,各自选举其政府。《宣言》着重指出:“中国所有一切重要问题,在政治未能实现真正民主之前,则毫无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之后,则一切困难皆可迎刃而解”。因此,致公党《宣言》要“为中国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大会通过的《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一系列罪行之后,号召广大侨胞认清国内形势,关心祖国命运,支持致公党“三大”所提出的主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与致公党一道“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从而使祖国能日益富强,侨胞在国外地位也可大大提高。

  大会发表的《致杜鲁门总统电文》指出:“现时中国民众皆认为美国是主要助长中国内战之责任者,若无美国支持反民主之国民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势力作战,则和平与民主政治的中国,今日必已实现无疑”。文章呼吁杜鲁门“即时决计撤退所有驻在中国之美国军队及其他一切之军事人员,同时停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之所有物质援助,中国问题,应听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

    三、中国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宣布致公党从此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此奋斗到底。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建立、中国民主同盟三中全会召开后,致公党便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共同开展推翻美蒋反动统治的斗争。

  这次代表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政治上,大会比较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观点,表明致公党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脱离了旧轨道,上升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在组织上,重新登记党员,重新整顿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同时,吸收了一批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使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使领导机构比较健全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三大”以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正如黄鼎臣所指出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它是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本党由一个没落时期的旧民主主义的政党转变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义的进步政党。”

  第三节 参加筹建新政协,迎接新中国诞生

    一、热烈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致公党“三大”的《政纲》、《宣言》和《告海外同胞书》在香港和海内外报刊刊登以后,又针对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丑态百出的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发表《反对南京伪选声明》,系统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祸国殃民的罪行,使广大党员和海外华侨看清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为国家前途而作彻底反美反蒋反封建政权之奋斗,使真正能代表民意的联合政府,在短期内,即能建立起来”。

  1947年10月10日,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性战略反攻之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提出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各界同胞,“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8年4月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中,又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5月2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5月5日,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以及郭沫若等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海内外电》和《各民主党派为召开新政协致中国共产党电》。6月9日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这是中国致公党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标志。《宣言》指出:“全国人民和人民敌人之间的生死斗争已经达到最尖锐化,革命和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已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明确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并断言“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还提到“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援”,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同时,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应,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以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给李济深、陈其尤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复信,对“诸先生赞成敝党五月一日关于以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间、地点征求大家意见。从这年8月开始,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二、 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当机立断,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已全线崩溃,在长江以南也难组织起系统防御。蒋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声明,被迫宣布下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以此停止解放军的进攻,借谈判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一旦时机成熟,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人民是继续不断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就此止步,保存国民党在江南的反动势力,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当时摆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面前的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1月6日,致公党在《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立即响应,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革命必须彻底进行”。

  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至此,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关系中的领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

  1月28日,致公党再一次发表《拥护毛泽东时局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政府“明知大势已去,假倡和平,冀收拾余孽,为卷土重来之计”,“兹幸中共领导人民革命,已近全面胜利,甚望彻底肃清反动残余势力,使中国得到真正民主和平”,“本党代表海外数十万华侨,伫望祖国和平统一,独立富强,自当同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到底,并盼国民党统治区内各界同胞一致主张为幸”。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攻势”的同时,对美帝国主义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和妄图干涉中国革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了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紧紧地站在一起,团结一致,革命统一战线十分巩固,这就使得美帝国主义不敢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力量而突然采取冒险行动,也使美帝国主义妄想收买一些民主人士建立既反蒋又反共的“中间”政府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三、 参与新政协的筹备,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致公党美洲总部负责人司徒美堂从上海抵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国是主张。10月18日,发表《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明确表示“今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高龄,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对致公党“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在他返美前夕为其饯行的宴会上,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泽东先生致敬,并表示真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毛泽东亲笔写信给司徒美堂,请他莅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信中说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先后进入解放区。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与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等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2月6日抵沈阳时,受到中共中央代表热烈欢迎。12月19日,陈其尤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代表致公党向中共中央致敬,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在东北解放区,陈其尤在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区人民解放后的新气象,并对当地工业在“中共的正确领导及建设和苏联的技术帮助,规模是逐步现代化了,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留下了深刻印象,表示“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到沈阳迎接民主党派人士入关。2月25日,陈其尤等从沈阳乘火车抵北平,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前门车站迎接。1949年3月,黄鼎臣奉命北上,进入解放区,同先期到达东北的陈其尤等人汇合,一道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等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致公党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了筹备会。第三小组是周恩来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的小组,黄鼎臣参加了第三小组的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起草和讨论。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党派、团体、军队、区域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75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人民盛会。在这个划时代的民主团结大会上,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姿态欢欣鼓舞地参与共商国是。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陈演生因留守香港致公党总部,未能出席会议,后通知伍觉天北上参加会议,也因香港总部工作繁重,决定留守香港,未能成行。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界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大会通过了建国初期的根本大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9月24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在全体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制定和贯彻上述文件的重要意义,并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司徒美堂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协助政府建设好祖国,是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相信“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到祖国来。”在这次会议上,致公党以党派名义递交了一份关于维护海外华侨权益的提案,开创了民主党派团体提案的先河。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和司徒美堂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陈其尤等致公党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1949年春,致公党一方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另一方面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港、穗地区着重于会党工作,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全中国。

1949年入夏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中共华南分局的帮助下致公党的广州工作集中在“防止破坏”。根据工厂工头多数是会党人的特点,致公党利用自身与会党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积极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参加他们的一些集会,谈时事,谈工人在新中国中的地位,介绍已经解放地区的工人如何在迎接解放中护矿、护厂的英勇事迹,积极鼓励他们努力保护好工厂设备,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为了保护人民资财不让敌人破坏,致公党发动自己的成员,利用各种关系和办法,开展保护人民财产工作。他们成功地策反了保安县的保安团,与当地游击队人民武装配合,保卫深圳车站,使致公党通过会党策动的火车司机把火车机车开过罗湖,避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左大炘坚持在广州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留守工作,团结银行职工,成功地保护了金库免遭敌人劫运。冯君锐利用自己担任国民党政府主管广东、广西五省汽车运输的西南运输处长的职务,使西南运输处在惠州的汽车和修理工厂完好无损,对于解放初繁忙的公路运输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伍觉天通过做民生公司几位负责人的工作,使民生公司在加拿大定造的航行内河、设备新颖的客轮全部留在香港,免遭国民党的征用;协助陈演生在香港接待海外洪门人士以及赴港寻找“反正”通道的旧军政人员,做好这些人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全国解放。

 

第三章 中国致公党为巩固新政权而奋斗 (1949—1952)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解放,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但是,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政治上不承认我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禁运,阻止我国对外贸易,拼凑反华包围圈。在国内,蒋介石盘踞华南、西南各省负隅顽抗,新区的土改尚未进行,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残留大陆的土匪、特务及反革命势力,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因此,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部国土,实现祖国统一,人民解放军遵照《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华南、西南地区挺进。1949年10月,致公党香港总部派伍觉天、冯君锐等随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回内地迎接解放军解放广州。1949年10月14日,中国南方的最大城市广州解放。由于解放军入城后只留下少数军队和一批政工人员,主力部队则紧追国民党军队向粤西进逼。在国民党军逃离广州、解放军尚未进入广州市中心,其间有一小段“真空”时间。致公党利用与洪门的关系,做好会党的工作,使他们信守在“真空”时间里不骚扰作乱的诺言,保证了全广州解放的平静与安宁。为了维护解放初期广州社会的稳定,伍觉天和广州市的致公党员一起,做会党头目的工作,使他们离开了广州市,同时还协助公安部门沟通与香港会党的关系,了解国民党通过香港进行的特务活动,有效地制止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协助广州公安局处理国民党统治时期郊区乡镇“自卫队”,收缴私人枪械和开展“禁赌”工作。1949年底,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移广州,整理党务,并积极筹备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其尤从北京返抵广州,召开在穗干部会议,并作了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他说:“大会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大文献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大宪章。尤其是共同纲领,实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建国大方针,全国人民都要共同遵守,为它的实现而作最大的努力。”在谈到致公党今后任务时,他说:“本党是代表华侨的政党,同志遍及南洋群岛和美洲。华侨有着雄厚资本、企业的组织力、各种专门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这些只要我们加以发动和鼓励,他们便会欣然投向祖国,而努力工业的发展了。这是本党今日和今后的重大任务。要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首先要整理党务,使本党的组织健全起来,然后才能担当大任”。整理党务的方针是:“第一,本党要接受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因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共所领导的,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是正确的方向”;“第二,我们应以共同纲领为本党的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给予我们的任务”;“第三,加强干部及一般党员的思想教育,要加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第四,整理的标准,是重质不重量。对旧党员,要重新登记、严密考核并加以改造。至于吸收新党员,只有在工作的需要范围内去进行”。这个报告为致公党总部进行党务整理及筹备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明确了指导思想。1950年5月,致公党华南总支部在广州成立,下属有广州、紫金、阳江、广西和香港等地的组织。同时设立了中国致公党驻北京办事处。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4月15日至25日,在广州召开了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三大”以来的工作,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大会一致决议“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订的共同纲领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大会确定本党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和中共及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巩固人民民主的专政,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并指出“本党应特别关切华侨,帮助华侨,团结和教育华侨,并号召华侨踊跃投资国内的生产建设,发挥华侨革命传统的爱国精神。”大会修改并通过新党章,将中央委员会主席制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制。新党章规定:凡“信仰新民主主义,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愿意遵守本党章程”,完成入党手续者均可成为本党党员。新党章还对党员的权利、义务和组织机构等作了新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由42位中央委员组成,选举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司徒俊葱、郑天保、陈炳瀚、罗伟夫、伍觉天、李维纲、廖保生、钟杰臣、左大炘、李星川、甘善斋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按新党章规定,由陈其尤、陈演生、官文森、雷荣珂和司徒俊葱组成中央主席团,陈其尤为主席团召集人,郑天保为秘书长。由于致公党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跨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的政党,组织上较为松散,一些人怀有旧的民主思想,因此,“四大”时,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产生过分歧,如代表致公党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六位同志中,有两位长期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同志则被挤出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时,对如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发生过剧烈的争论,有些人把致公党独立自主开展活动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这显然违背共同纲领的精神,也有悖于致公党的优良传统。绝大多数同志认为,从1943年在重庆酝酿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到1946年在香港恢复总部的活动,致公党都得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大力帮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中出现致公党。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四大”通过的新党章中规定,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纲。这一重大转变,对致公党全党来说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需要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到团结全党同志提高认识,并完成“四大”所确定的各项任务。

  第三节 中国致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活动

     一、号召华侨支持祖国生产建设

  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连年内战和国民党的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因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成了新政权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公党和全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恢复国民经济发行了胜利折实公债。1950年1月11日,致公党中央在《南方日报》刊文《本党号召侨胞发扬爱国光荣传统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文章指出“我们的侨胞,对于爱护祖国,支援祖国,有过光荣的革命传统。深盼对于人民祖国首次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一本以往的爱国热情,光荣地踊跃地认购,使祖国得以顺利地恢复战争的创伤,并进而逐步进行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建设”。2月6日,陈其尤在广州电台作劝购公债的广播演说,他说“人民政府发行公债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广大致公党党员不仅自己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而且还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1951年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发表《告海外华侨书》,介绍了祖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号召华侨回来参加生产建设。在祖国的感召下,一批批华侨青年学生回国升学,熟练技术工人回国参加生产建设,一些海外致公党党员也回国参加工作。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积极配合当地政府热情做好接待和安置工作。

    二、坚决拥护土地改革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在新解放区普遍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14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原则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6月30日颁布施行。10月14日,陈其尤在《南方日报》发表《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文章,指出“土改是我国的根本大计,惟有完成土改,彻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工业化的新中国才能够实现”。“我们早已坚决表示,必须为完成土改的任务而奋斗”。在谈到土改中照顾华侨问题时,表示“这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处置,不仅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欣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1951年4月,在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武器”,号召全党“为完成土地改革而斗争。”致公党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多次举办学习《土地改革法》的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展览会,端正对土改漠不关心和一些错误观点,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召开华侨座谈会,了解华侨的土地情况和他们对土改的意见;还分批派出干部参加土改工作队,参加广东一些县的土改工作。他们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农会,向农民宣传和解释土改政策,发动农民与地主作斗争,并按土改政策划分阶级成分,协助政府完成土改工作。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转呈毛泽东主席,得到毛泽东主席批示。1951年2月,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历时100天。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泽东主席,报告土改情况。不久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此信在广东报纸发表,翻身农民欢欣鼓舞,产生很好的政治效果。司徒美堂不仅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直言不讳地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土改中出现的偏差问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带工作组到广东调查,并与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商讨制定纠正侨乡土改中所发生的偏差和补救办法。此举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三、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悍然出兵朝鲜,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950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邀请民主党派座谈。致公党领导人应邀出席,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的决策。11月4日,致公党参加签署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严正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1951年10月,陈其尤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代表华侨、归侨、侨眷,“对于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无疑地以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援”,“无保留地响应祖国的一切号召”,“特别对增产节约捐献武器的工作,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1952年11月,陈其尤再次表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进一步动员本党党员及联系的海内外华侨、归侨侨眷,贡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地支援前线,以支持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直至朝鲜问题和平解决为止。”致公党组织纷纷举行时事座谈会,深刻理解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意义,扫除在群众中亲美、恐美等不必要的思想和顾虑,提高抗美胜利的信心;帮助侨胞和侨眷提高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发动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通过种种关系进行募集物资款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据资料介绍,仅1951年,华南总支部党员共捐款2亿7千2百多万元(人民币旧币)。致公党组织还发动党员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黄鼎臣(时任卫生部医政局长)还亲自组织并率领医疗队赴朝鲜前线。1953年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赴朝慰问团,致公党的黄鼎臣、伍觉天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一道,参加慰问团赴朝鲜前线慰问。

    四、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与整顿队伍

  国民党逃往台湾前夕,在大陆潜伏和残留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和土匪。全国解放时,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查,通令取消各种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猖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严重影响新中国社会的稳定。根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规定,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广州市军管会执行特务分子自新登记、反动团体登记、户籍调查登记。致公党中央拥护这一《条例》,中央党部和华南总支部通过举行学习会,使党员从思想上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阶级本质及社会根源,同时掌握中共中央镇反工作的政策;并协助政府监视和防止特务的活动,还派出干部协助辖区政府办理户籍调查工作等。在致公党内,有些党员在参加致公党时,依照党章规定声明脱离原来的反动党团组织关系,并受到人民革命斗争的锻炼,能够站在共同纲领的立场,坚持清洗自己的历史,对党、对政府、对人民作了清楚交代。对党内涉嫌的反动党团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则配合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部门,调查研究,落实情况,进行清理。通过镇反运动,本党纯洁了内部,整顿了队伍。

    五、投身“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号召;次年1月,全国各城市又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此,陈其尤先后发表了《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投入“三反”运动》和《继续坚持战斗,争取反贪污、反盗窃斗争的彻底胜利》,并号召致公党党员投身这一运动。当时,华南总支部成立了“三反”学习委员会,推动党员积极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提高干部和党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通过这项政治运动,使总支部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和工作作风等方面也得到较大的改造和整顿。

 

第四章 中国致公党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活动 (1952—1956)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2年11月8日至17日,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2人。陈其尤在大会上作《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国际与国内形势,指出“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已经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人们能够满怀信心进一步为建设祖国工业化而奋斗。”同时提出致公党今后的中心工作是: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为保卫祖国及世界和平而奋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号召海外华侨投资到祖国的生产建设,迎接即将到来的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积极投身思想改造运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共同纲领,以武装我们的头脑。郑天保作《五大党务报告》。《报告》回顾了四年以来,“在各个政治运动的锻炼中,在不断的工作与学习中,使党员的政治水平提高了,在肃反整干中、在‘三反’中,使我们党内部比较纯洁了,党的组织也较以前巩固了”,“在海外的工作也有计划地展开了”,“在维护海外华侨正当权益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大会代表听取了《关于修改党章报告》。这次修改党章最主要内容是将主席团制改为主席制;精简中央委员会人数和重新调整中央机构设置。同时,在党章之首,加上总则,重申共同纲领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更加明确地规定党的历史任务和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郑天保作了《五大总结报告》。他说,这次代表大会充分发扬了民主,总结了两年多来的工作,修改了党章,提高了政治认识,加强了工作信心,澄清了几种不正确的思想。在谈到致公党和洪门关系时,他说:“本党历史上与洪门有很深的渊源,有特别的关系,这是事实,但不是代表他们,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本党是新民主主义政党,已确定以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发扬民主精神,走群众路线,要参加各种政治社会改革运动,要把新中国建设起来,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它与洪门的任何一方面都有根本不同之点。”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会议号召全党“为完成国家的政治任务而努力,为完成共同纲领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致公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由27位委员组成。在五届一中全会上,选出陈其尤、官文森、郑天保、严希纯、黄鼎臣、雷荣珂、司徒俊葱和钟杰臣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选举陈其尤为主席,官文森、司徒俊葱为副主席,郑天保为秘书长。“五大”后,为适应工作需要,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于1953年7月28日从广州迁到首都北京。

  第二节 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上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各项民主改革任务,人民民主的政权得到加强和巩固,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迎来了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公布后,致公党中央和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多次发表拥护总路线的声明和谈话,动员党员学习总路线和有关文件,并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做出贡献。随着国家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势在必行。1953年1月,陈其尤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拥护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章,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我代表致公党全体党员,衷心地拥护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英明措施。”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致公党的领导人多次应邀参加座谈讨论,并对草案提出意见。致公党的地方组织积极组织党员学习有关人民代表的《选举法》,协助政府做好我国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和选民登记工作,还热情地参加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普选。致公党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的有陈其尤、黄鼎臣、郑天保、雷荣珂、官文森。1954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为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一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以共同纲领代起国家宪法作用的过渡状态,是我国政权建设的重要里程碑。1954年12月21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致公党的全国政协委员有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严希纯、雷沛鸿、伍觉天。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成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同遵守的准则。1954年8月,致公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上签了字。《宣言》严正地向全世界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1956年1月底,正当“三大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之际,全国政协召开了二届二次会议。会上,陈其尤发言拥护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其他工作报告,并表示致公党将“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宣传和联系,及时和有效地报道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及侨乡的新面貌,并深入地开展对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扩大与巩固华侨爱国主义统一战线。”1956年3月,伍觉天同志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赴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会见在西康工作时的朋友、藏族上层人士,配合代表团宣传民族政策,体现我国各民族平等、友爱、团结的精神。

    二、加强思想教育和巩固组织工作

  为配合形势和加强对党员与干部的思想教育,致公党中央自“五大”以来的三年时间里,发出学习指示达22次,有力地督促和推动了全党的学习教育工作。学习的文件主要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婚姻法、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及中共中央、全国人大的有关文件。通过学习,一方面提高了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党员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为推动宣传教育,交流学习的经验和体会,中央《致公通讯》自1952年9月创刊以来,不断扩大篇幅,充实内容。华南总支部也出版了《华南致公》。为帮助干部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在中共统战部的帮助下,致公党中央和华南总支部先后派了不少同志到中原大学、中南政法学院及统战工作研究班学习。经过“四大”以来的整顿队伍、纯洁内部工作以及干部和党员思想的提高,党的团结情况和组织情况有明显进步,各级地方组织也较前健全。根据“五大”会议精神,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继续贯彻组织工作的决定,把纯洁内部、巩固组织的工作放在第一位,没有大量发展党员,只是在巩固组织基础上,在归侨侨眷和华侨工作者中吸收一些积极分子入党,这有利于华侨工作的开展。1952年12月17日,陈其尤致函毛泽东主席,汇报致公党整顿党务的情况。12月25日,毛泽东主席作了亲笔复函。1953年致公党中央从广州迁到北京后,华南总支部广西省支部于1953年8月成立,直属中央;1955年5月,华南总支部改名为广东省总支部;同时,中央在北京、福建和广东、广西的13个市县,发展了一批党员。1956年,根据致公党五届五次中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限于目前国内外情况和我党本身的条件,海外工作决定不公开或秘密地以党的名义去活动”的决定,致公党停止在国外发展党员,也停止国外的组织活动。

    三、积极做好华侨工作

  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贯彻“五大”会议精神,加强对海外侨胞的团结与教育工作,对归侨、侨眷的合理要求,诸如他们中间一些在土改中被错划为地富成份或没收房产问题,尽力向政府反映,并协助予以解决;做好接待回国观光的侨领以及一些与我们有联系的华侨、归侨和侨生,向他们介绍祖国建设的成就和解释各种侨务政策,协助归侨和出国华侨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进一步密切和扩大与海外的联系。致公党在这一时期的华侨工作中取得了一些可贵的经验:一是必须使对华侨的宣传教育和为归侨、侨眷服务相结合起来,才能很好地收到团结教育华侨的效果;二是必须根据华侨的环境和习惯及其觉悟程度进行宣传教育,并坚持爱国大团结的原则,才能达到巩固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目的。

  第三节 中国致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4月,致公党五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由于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空前的高潮,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客观形势起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了及时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使本党成员能在祖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更大贡献”,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4月5日至13日,致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57人,列席2人。陈其尤致开幕词,他说,“为了迎接今天新形势下的新任务,我们必须及时检查我们的缺点并纠正这些缺点,进一步动员与组织我们的力量,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决定今后工作方针;修改党的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全国政协,民革、民盟、民建的代表向大会致词;中共中央统战部,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出席了大会。黄鼎臣作了《党务报告》,报告总结了三年来的工作成绩,提出今后任务的七点意见。严希纯作了《关于本党章程的说明》。他说:“本党自1947年起到现在,召开了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四次章程,这是因为我国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本党章程也必须不断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的缘故。”大会讨论通过了新党章,在总纲中规定“中国致公党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总纲为本党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力贯彻宪法的实施,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祖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新党章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愿决心遵守本党章程,为华侨工作服务,在完成入党手续后,就成为本党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党务报告的决议》,决议号召党员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加强思想改造,全力支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以各种方式加强与海外华侨的联系,全力以赴协助政府贯彻华侨政策,团结教育所能联系的华侨、侨眷,及时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会议还着重研究组织建设的工作,强调继续巩固组织,并在“巩固组织的基础上,适当地吸收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对华侨工作有经验的热情的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团结,充实骨干,并有重点地在福州、厦门、江门、汕头等侨区建立适当的机构”。根据我国对外政策,会议重申致公党停止在海外的组织活动。大会选举产生致公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由28位中央委员和5位候补委员组成。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选出陈其尤、官文森、郑天保、严希纯、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雷沛鸿、伍觉天、王廷俊、司徒俊葱组成常务委员会。选举陈其尤为主席,官文森为副主席,郑天保、严希纯为正副秘书长。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表示“今后我们致公党全体同志一定要在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上,勇往直前,努力做好岗位工作,积极进行思想改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五章 中国致公党在曲折中前进 (1957—1976)
第一节 反右斗争扩大化对致公党的影响

  致公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根据“六大”精神,在整顿组织工作基础上,发展吸收了一批新党员,1957年反右斗争前,全党人数600多人,并先后成立了广东、广西省委会,福建省工委会,北京市委筹委会。在广东、广西、福建建立了十多个市县级组织,致公党组织得到壮大和发展,出现新的气象。1957年,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矛盾,中国共产党于5月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致公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多次参加中共召开的各种座谈会,热情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达13次,广泛征求意见和批评。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批评和建议。随着运动的深入,极少数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言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致公党内也开展了反右斗争,一些致公党党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被开除致公党党籍,受到了伤害。但是,中国致公党始终没有动摇坚持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第二节 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

团结和推动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一、制定自我改造规划,贯彻服务与改造的方针

  1958年11月,致公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陈其尤致开幕词。郑天保作常委会工作报告。黄鼎臣作《中国致公党根本改造草案》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决议,指出:我们党当前最迫切最严重的任务就是“加紧进行成员和组织的根本改造,彻底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使我们党迅速从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变成一个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致公党根本改造规划》。各级地方组织坚决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纷纷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和自我改造规划,并在当地中共党委领导下,遵照“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和业务实践为基础”方针,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参加街办工厂、公共食堂、托儿所等劳动实践。占很大比重的归侨、侨眷党员,过去多数是赋闲在家,依靠侨汇、房租、存款和利息等生活,不参加也不大愿意参加劳动生产或工作。通过个人的服务与改造规划的实施,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各种政治运动,在工作实践和劳动实践中体会到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血肉关系,做到逐步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达到改造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目的。广大致公党党员在各个不同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并做出了成绩。据统计,1959年被评为各条战线、各种等级的劳动模范、标兵、先进工作者和积极分子的党员人数,占党员人数的70%以上。1960年2月6日至16日,广东省委会召开“服务与改造工作经验交流大会”。随后广西区委会、福建工委会也召开有关会议,总结交流服务与改造的经验及基层工作经验,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通过上述活动,使广大党员增强了在服务中加强自我改造的信心,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采取自我教育形式提高认识,共渡经济难关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为了缓和日益紧张的社会关系,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毛泽东的讲话使广大致公党员大受鼓舞。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推动民主党派召开“神仙会”,并重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一系列措施。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克服困难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时期,致公党从中央到地方组织,举行一系列会议,推动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时事政策,组织参观访问,并采取了“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和“三不”(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神仙会形式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帮助党员认清形势,正确对待暂时困难,增强了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与全国人民一道,在困难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共同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各级组织推动党员通过各种方式,向海外亲友和华侨人士宣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宣传国家侨务政策。不少归侨、侨眷党员不仅自己投资当地的工业建设和捐赠兴办公益福利事业,还鼓励海外亲友在国内存款,投资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根据广州市委会统计,1958年至1966年期间,市致公党员争取海外亲友投资华侨投资公司等企业11万多元,捐款达到200多万元及一大笔侨汇,为团结广大华侨,推动华侨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党员写信动员海外华侨,捐赠化肥、拖拉机、抽水机等农业生产资料,支援祖国农业生产。致公党的负责人和党员,还介绍推荐不少外商前来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加广州每年两届交易会接待工作的同志,努力工作,出色地完成政治宣传和生活接待工作,为促进国家对外贸易贡献了一份力量。

    三、协助接待和安置归国难侨工作

  1959年下半年,国际上掀起了反华排华活动,企图孤立中国。印尼首先掀起了排华的浪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万分关切。1959年12月,陈毅外长写信给印尼外长,提出三点全面解决华侨问题的建议。我国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先后派遣船只接运流离失所的侨胞回到祖国的怀抱,安置他们就业就学,使这些华侨深切体会到有强大的祖国,华侨再也不是海外孤儿。1960年4月,陈其尤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大会发言时表示:“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接待和安置归侨的工作,使归侨积极参与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广东、广西、福建的致公党组织,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和侨务部门,热情地参加了做好归国难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

   四、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

  1960年4月,致公党六届十次中常会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议》。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指出“只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革命斗争的发展规律,才能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发展,才能正确认识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此,各级组织大力推动党员积极投入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对党员如何正确对待国家出现的暂时困难,无疑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起了保证作用。1962年至1966年期间,致公党中央和各地组织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使党员在当时国内外的剧烈阶级斗争中保持了清醒头脑,辨别了是非,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

  第三节 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通知》(简称5·16通知)。8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8月25日下午,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宣布《致各民主党派最后通牒》,勒令民主党派“自动解散”。致公党从中央到地方组织被迫停止组织活动。1969年4月,解放军派军代表进驻致公党中央机关。1970年11月,各个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全部迁入全国工商联大楼集中,在统战系统军代表领导下,组织政治学习,参加批判斗争大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疯狂地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广大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爱国人士进行残酷迫害和打击,把归侨、侨眷的海外关系诬蔑为“敌特关系”。尤其是林彪、“四人帮”炮制出所谓《处理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妄图割断归侨、侨眷和海外亲友的联系,破坏国家侨务政策的贯彻执行,对有海外亲友关系的干部和归侨、侨眷,强加以“里通外国”等莫须有罪名。一些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贡献的致公党老同志,他们在国外和回国之后与海外人士有较多往来,因而被打成“特务”、“间谍”、“反革命”,受到残酷的迫害。十年动乱期间,致公党组织虽然被迫停止组织活动,但是致公党中央的领导人,仍然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关座谈会和活动。致公党组织被“勒令”关门,但是,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广东省致公党负责人,仍多次接受任务接待参加广交会的海外朋友。“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林彪、“四人帮”给国家带来了一场大浩劫,给我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也给致公党带来极大损害。然而,许多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摧残的致公党党员,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他们坚信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只是暂时的现象,光明一定会重新来临。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讲:“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和成员的高度评价。

 

第六章 中国致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6—1982)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恢复活动

    一、民主党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致公党也由此重获新生。

  1977年8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重申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12月27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在全国政协四届七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重申要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发扬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继续执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把民主党派的工作活跃起来,调动其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揭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行全面改革和建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时期,也就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各民主党派也“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在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任务时说,“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邓小平的讲话,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此,我国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致公党恢复活动

  从1977年起,致公党中央负责人开始参加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种会议:10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小组成员童小鹏传达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恢复活动的建议;11月22日,就中共中央提名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进行协商;12月24日,民主协商确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中央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随之,致公党中央成立了由黄鼎臣、伍觉天、伍禅、王廷俊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开始恢复工作。各级组织在当地统战部门的领导下,也先后成立临时工作组,开始恢复党务活动。

  1978年2月底,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致公党有3人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有8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会”闭幕后,致公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邀集出席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的致公党员以及部分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举行致公党中央工作座谈会。会上,广东、广西、福建和北京市致公党的同志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情况,并对恢复组织工作交换意见。

  为了更好地恢复党务工作,在临时领导小组领导下,致公党中央制定了1978年工作要点: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好人大和政协会议精神;开展调研工作,了解地方组织和党员10多年来的变化和当前工作情况;协助侨务部门做好接待回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华人和洪门人士的工作;组织发展工作,原则上暂不发展组织,在特殊情况下,确实因工作需要可个别吸收新党员。

  第二节 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逐渐恢复活动的致公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精神振奋,大大提高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形势下召开的。

  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78人,列席2人。代表全党303名党员。这次大会的议程是:审议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黄鼎臣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同心同德,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报告回顾了“六大”以来的工作,并在总结过去工作基础上提出了致公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伍觉天作了关于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的说明。在通过的新章程总纲中明确规定:致公党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章程》对致公党的性质规定为:“中国致公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中一个民主党派;是以归侨、侨眷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章程》对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作了如下表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争取早日完成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由24名中央委员、6名候补委员组成。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由黄鼎臣、伍觉天、伍禅、邝明、许志猛、陆榕树、廖周行、黄复康、柯朝阳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选举黄鼎臣为主席,伍觉天、伍禅为副主席,邝明为秘书长。

  10月24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包括致公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同日,全国政协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全体代表,邓小平出席了招待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历史后指出: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最后,他勉励民主党派成员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在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中,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共同奋斗。全体与会代表深受鼓舞和教育。

  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总结了“六大”以来23年的工作,确立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和工作方针,通过了适应新时期要求、符合致公党实际的新章程,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为新时期动员全党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牢固的组织保证。

  第三节 致公党的组织发展和思想建设

   一、致公党组织的健全和发展

  根据“七大”的要求,1980年,广东、广西和广州市进行了换届,成立了新一届委员会;福建省、北京市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委员会。省级以下的市、县级组织也进行了换届或调整。通过换届,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健全了组织机构,充实了专职干部,为各级组织正常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组织发展工作应贯彻积极稳妥的方针,致公党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归侨、侨眷集中的东南沿海城市建立了新的组织。从1979年底至1983年四年期间,建立了上海市支部,天津市工委会,还在8个省、20多个市县建立新的组织。

  根据组织发展工作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以中上层为主,以归侨、侨眷人士为重点发展对象”的原则,坚持“在工作中求发展,在发展中开展工作,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方针,各级组织积极稳妥地吸收了一批新的党员。在新发展的党员中,绝大多数是归侨、侨眷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和大医院,发展了一批具有高级职称的代表人士,并相应地在该单位建立基层组织。吸收的新党员中,年龄普遍有所下降,大大增强了党的活力。

  为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熟悉党务工作的骨干,致公党中央加强了骨干的培训,如邀请他们列席致公党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举办骨干读书班、培训班;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等。通过学习提高了党员骨干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为中央和各级组织物色、吸收一批有代表性的、有一定工作能力和热心党务工作的年富力强的同志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去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七届二中、三中全会上,先后增补了9名中央委员、6名中央候补委员、3名常委。

    二、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

  随着组织的发展,新党员人数逐年增加,致公党的思想建设,重点放在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积极推动和组织党员学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有关重要文件及致公党章程等。《邓小平文选》正式出版后,致公党中央号召全党认真学习。

  通过学习,全党增进了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的认识;确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实际行动中,响应中共中央“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号召,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

  针对新党员多的特点,各级组织举办新党员学习班,学习致公党章程和致公党的历史,认识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学习统一战线有关理论和政策,认识了新时期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增强了作为民主党派成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为加强全党的思想教育,报道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事迹,表彰先进,交流经验,及时报道中央和地方组织的重要活动,致公党中央于1980年底决定恢复出版《致公通讯》。随后,为便于相互交流、互通情况,中央和一些地方组织先后陆续编印了《工作简报》。

第四节 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有关政策

 

    一、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自恢复活动以来,致公党各级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致公党中央推荐司徒擎参加了审判工作。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期间,致公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宪法通过后,致公党中央要求全党深入学习和广泛宣传宪法,严格遵守和积极维护宪法,大大加强了党员的法制观念。

  1982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把原来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八字方针”发展成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致公党中央表示由衷的拥护,决心按此方针办事,发挥作为诤友和助手的作用,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新一届的人大和政协中,致公党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有176人,各级政协委员有274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9人,全国政协委员20人。他们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和政协的会议,认真负责地就国家、地方的各项工作发表意见和反映情况。如伍觉天揭发海丰县猖獗的走私活动和某些负责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引起当地省、地领导的高度重视,对于揭开当地的走私内幕起了积极作用。他们还对落实侨务政策,改进外贸工作管理、加强法制教育以及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意见、提案和建议,反映了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意见和要求,大多数被有关单位所采纳。

    二、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落实有关政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拨乱反正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许多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调整了多年来被搞乱了的社会关系,从而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协助政府有关部门落实政策。至1981年8月,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致公党党员全部得到了平反,撤销了原有的处分,恢复了致公党党籍,恢复了名誉,并把决定通知本人,本人已故的通知其家属。“文化大革命”期间,致公党从中央的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有不少同志受到冲击和遭受迫害。到1981年底,近50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其他历史遗留问题,全部得到平反和纠正,被查抄的物资或基本归还,或折价赔偿处理。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进对知识分子的工作。1982年12月,致公党中央邀请致公党党员中的20多位高级知识分子列席七届中常会七次扩大会议,请他们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还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有的地方还专门组织工作组,进行调查,听取他们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对协助党和人民政府改进知识分子工作,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一定的作用。致公党党员绝大多数是归侨、侨眷知识分子,有一颗热爱祖国,愿为四化建设事业尽心尽力的赤子之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有许多同志受到迫害,蒙受冤屈,受到冲击和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伟大的祖国,并把全部精力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第五节 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致公党的各项工作

   一、开展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

  根据致公党“七大”关于“致公党今后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四化这个中心任务进行,为实现四化服务”的精神,各级组织动员全体党员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基础上,积极开展为四化服务工作。据统计,举办或联合举办的各类学校24所,在校人数3594人;举办集体企业41个,安排了将近1200人就业,其中大部分是归侨、侨眷子女;科技界的一些党员,开展了科技咨询服务;医务界的同志到一些县和华侨农场,协助当地医疗单位为群众治病等等。

  为了及时交流并总结全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经验,致公党中央1980年7月12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会议结束时,伍觉天做了总结发言,总结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的五条经验:第一,协助和配合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是争取港澳和国外亲友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关键;第二,做好接待工作和服务工作,使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感到祖国温暖,更加爱国爱乡;第三,要团结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为四化建设服务,必须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四化建设的意义和大好形势;第四,要注意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才能做好工作;第五,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是做好各项工作的保证。1981年5月22日致公党中央在泉州召开第二次经验交流会,有80人出席了大会。通过会议达到了表彰先进,交流经验,找出差距,共同提高的目的。这两次经验交流会,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久召开的,它不仅使各级组织和党员受到很好的教育和鼓舞,而且对致公党日后更好地开展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工作起了推动作用。全国和地方的报刊、电台以及致公党中央刊物《致公通讯》,大量报道了致公党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的先进事迹。

    二、发挥自身优势,做好“三胞”联谊工作

  致公党党员和所联系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归侨、侨眷,他们在台、港、澳和国外有许多亲戚朋友,这是致公党开展海外联谊工作的有利条件。致公党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充分利用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以个人或组织的名义,积极配合各有关部门开展“三胞”联谊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致公党同海外洪门团体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致公党与海外洪门的关系一度中断。打倒“四人帮”以后,致公党逐渐恢复了这种传统关系。先后接待了从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澳大利亚、秘鲁、缅甸等国家回来探亲、观光、旅游的洪门团体和洪门人士,以及许多台港澳同胞和来自各国的侨胞和外籍华人等。1979年至1983这四年共接待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团体共170多个。在接待工作中,始终贯彻了“了解别人,宣传自己,热情服务,多做工作”的方针,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和侨务政策;以具体事例实事求是地宣传祖国和家乡的变化,激发起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多做贡献。

  各级组织还发挥各自优势,穿针引线,在引进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至1982年间共协助引进项目249项,其中成交的有90项,计资金约人民币1亿1千200多万元。介绍华侨、外籍华人学者专家来华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的共有193人次。协助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亲友在家乡兴办公益事业共有4000多项,总计金额2300多万元。我国广东侨乡素有出版民办的对外小型乡刊、侨刊的传统,其内容以报道乡讯为主,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受国外乡亲的欢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一个时期。“文化大革命”后,在当地中共党委和侨办的领导支持下,致公党的一些同志积极参与复办和创办工作,并在其中担任社长、主编职务,或从事编辑工作。他们通过这些刊物向国外乡亲宣传党的侨务政策和家乡的新面貌,起到了团结、教育国外乡亲的良好效果。

 

第七章 中国致公党不断拓展工作的新领域 (1983—1987)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认全党全国“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后,进一步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号召。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新宪法的制定和实施,保证了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健康向前发展。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致公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11月28日至12月7日,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165人,列席代表18人。代表全党1424名党员。大会的议程是:审议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开幕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向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贺词指出:“致公党同我们党有长期合作的历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作出自己的贡献”,贺词在重申中共十二大精神后,殷切希望致公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为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做出更多的贡献。

  伍禅致开幕词。黄鼎臣作了《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为全面开创致公党工作新局面而努力》的工作报告。报告根据中共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号召,提出致公党今后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基础,加强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立志改革,充分发挥致公党与海外有广泛联系的特点和优势,发扬全体党员和所联系的归侨、侨眷及其海外亲友的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促进祖国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贡献我们的力量。

  伍觉天作了关于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的说明,大会根据新时期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民主党派性质的根本变化,新《党章》明确指出:“中国致公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归侨、侨眷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联盟,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党。”并在总纲中增写了“本党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准则。”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由48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委员组成。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由叶佩英(女)、伍觉天、伍禅、许志猛、许乃波、郑守仪(女)、柯朝阳、陆榕树、黄鼎臣、黄独峰、董寅初、廖周行、蔡其侃13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选举黄鼎臣为中央主席,伍觉天、伍禅、许志猛、陆榕树、董寅初、郑守仪为副主席,陆榕树为秘书长(兼)。

  大会根据致公党的特点和开展工作的需要,同时成立了以许乃波为主任的华侨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和以郑守仪为主任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大会期间,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并一起合影留念。中共中央统战部等联合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招待会,招待全体与会代表。

  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致公党最盛大的一次大会。大会制定的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任务,通过的新章程,选出的新的领导班子,为全党开拓工作的新领域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第二节 认真学习、贯彻《纪要》精神,加强组织建设

   一、学习、领会《纪要》精神,提高思想认识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各民主党派组织恢复整顿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工作渐趋正常,但在组织发展上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有利于民主党派的健康发展,1983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就各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问题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共同制定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座谈会纪要》,就民主党派组织发展问题达成共识:为健全和巩固现有的组织,以利于今后的发展,各党派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应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注意总结几年来的经验,加强组织建设,培训骨干和对新成员进行考察、教育工作,适当放慢发展步子;发展新成员必须注意质量,发展对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各党派在发展成员和新建组织时必须坚持各民主党派的重点分工,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坚持中上层为主,还可适当发展从台、港、澳地区归国定居的人士等。《纪要》还重申在一些地区、部门和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中不发展民主党派成员。

  为了帮助各地贯彻《纪要》,做好巩固组织的工作,1984年4、5月间,黄鼎臣和陆榕树率领两个工作组,分别赴上海、杭州、南京和四川、云南等地调查组织情况,帮助地方组织总结经验,健全组织。

    二、认真贯彻《纪要》精神,加强组织建设

  经过全党各级组织认真贯彻执行《纪要》,组织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地吸收了一批新党员,通过举办学习班、读书班等,培训干部和骨干,对新党员进行考察、教育;引进了一批新人,充实了各级组织领导班子。在致公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增补了4名中央委员,增补陈其挥、郑正仁、黄清渠(1929—1989)3人为中央常委。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增补黄清渠为中央副主席。

  在一些条件成熟的支部或小组的地方组织,相继成立了委员会或工委会,如上海市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四川省工委会、武汉市工委会、沈阳市工委会等,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新的组织。新建江苏省工委会筹委会、西安市工委会、广东海南行政区筹委会、湖南省工委会、安徽省工委会筹委会。在一些大城市也相继建立了组织。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省市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新的支部。据统计,到1988年底,省级组织增至15个,市县级组织增至78个。党员的结构和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平均年龄51岁,具有高中级以上职称的占总数的74%。至此,从东北到东南沿海以及西南地区,致公党都有了组织,初步改变了过去布局不平衡、基层组织过少的局面。

  第三节 中国致公党全国代表会议

    一、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背景

  1986年1月初,致公党召开八届中常会十次会议(扩大),专门研究了关于引进新人和加强领导班子问题。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问题的几点建议》的文件,认识到引进新人,加强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通力合作,后继有人的需要,是一项紧迫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这次会议成立了以黄鼎臣为组长的五人领导小组。

  1986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工作方针的文件(即中发〔86〕19号文件),指出:“从现在起,要把帮助民主党派培养、选拔新的代表人物逐步进入领导班子,作为坚持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作出安排,认真抓好,并帮助他们在调整领导班子中,做好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工作。”

  1986年9月,致公党举行八届中常会十四次会议(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发〔86〕19号文件精神,着重讨论了关于引进新人和加强中央和地方组织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建议中央委员会在1986年底或1987年初召开中国致公党全国代表会议,在致公党“九大”之前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作出适当的充实和调整,增选一些较年轻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加快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步伐。

    二、中国致公党全国代表会议

  致公党中央于1986年12月30日至1987年1月3日,在北京召开致公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137人,列席代表68人。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充实和调整中央委员会和引进新人问题,以逐步实现领导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

  大会开幕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董寅初致开幕词。黄鼎臣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八六年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致公党组织建设当务之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致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需要逐步实现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的新老合作和交替,增强组织的活力,使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形成梯形的年龄结构和由对海外、港、澳、台有影响的同志以及多方面人才构成的群体。

  代表们审议并一致通过了黄鼎臣所作的工作报告,并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局部的调整,增选了19名中央委员和6名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增选的25位委员中,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1.4岁,候补中央委员平均年龄50.3岁,一批年富力强、政治素质好、事业有成就的优秀中青年党员进入了领导班子。

  致公党全国代表会议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是致公党为实现中央领导机构的新老合作交替而采取的一次非常措施。正如伍觉天在闭幕词中所说:“这是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需要,是百年大计。"

  第四节 认真履行政党职能,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做出新贡献

    一、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协助政府落实侨务政策

  在中共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认真履行政党职能。致公党中央领导人先后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征求意见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讨论。致公党主要领导人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也经常应中共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邀请,参加各种座谈会、协商会,就地方事务的重大问题参加讨论、协商,提出意见和建议。

  致公党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党员(六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计有715人,七届增至1555人),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对经济建设和地方事务,对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发表了意见和建议,几年来先后提出各种议案、提案和建议有两千多件,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有的已被有关部门采纳。

  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黄鼎臣代表致公党中央作了题为《为华侨投资创造良好环境》的发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制定有关华侨问题的有关法律、法规时,如中国公民出入境法、华侨投资法、继承财产法、婚姻法、双重国籍及海关关税法等,致公党中央都要召开各种座谈会,收集党员和所联系的归侨、侨眷的意见和建议,向有关部门反映,不少意见被采纳。

  与此同时,致公党中央和各级组织以及许多党员,积极协助党和政府有关部门落实侨务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1983年1968件,1985年500多件,1986年200多件。其中包括解决平反冤假错案遗留问题,落实侨房政策,还有党员住房困难、工资待遇、离休退休、夫妇两地分居、工龄、职称、子女升学就业、下放返调以及出国、出境探亲等问题。这些政策的落实,不仅调动了广大归侨、侨眷的积极性,而且使他们的海外亲友深受感动。

    二、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工作做出新贡献

  在改革开放方针鼓舞下,广大党员在本职工作中勤勤恳恳,发挥专长,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至1987年,党员中获科技成果奖国家级的有38人,部、省级和市级奖的213人。历年被评为各级先进工作者或模范称号的人数:1983年,有391人,其中获国家一级荣誉称号的有31人;1985年,有344人,其中国家级的有26人;1986年,有539人,其中国家级的有30人,省级的61人;1987年,有1057人,其中国家级的有35人,省级的299人。各级组织和党员继续开展各种面向社会服务的活动,由致公党组织和党员兴办的各级各类学校有38所,856班,已结业人数近4万人,作为社会力量办教育的一种补充,也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了所需的人才。此外,自“八大”以来,协助引进资金和促成外贸8亿7千多万美元和3亿5千多万人民币。介绍亲友来华讲学者300多人次等。此外,协助和配合海外亲友,为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有400多项,促进了侨乡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为总结并推动全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工作,致公党中央于1984年1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这是继1980年和1981年两次经验交流会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充分肯定了致公党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1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了茶话会,招待与会全体同志。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希望致公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工作能取得更大成绩,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伍觉天代表致公党中央致闭幕词。他说:这次会议达到了表彰先进、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预期目的。

  为了表彰、总结和推动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工作,1985年10月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为四化建设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致公党选派了在各条战线上做出显著成绩的30名党员出席大会,其中有3位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阐明了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地位和作用,高度评价了近年来在四化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使与会者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大会闭幕后,全体与会代表积极响应表彰大会的倡议书,决心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做出更大成绩。

  第五节 请进来、走出去,拓展海外联谊工作

  “八大”以后,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积极性、主动性,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地拓展海外联谊工作,海外联谊出现了新的局面,有了新的进展。

   一、邀请华侨各界人士及社团来华访问

  为纪念中国致公党建立60周年,1985年10月,致公党中央邀请了已故致公党中央领导人在海外的亲属,还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菲律宾、牙买加、秘鲁等地的洪门团体、华人社团和各界代表人士前来参加纪念活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等亲切接见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海外来宾,并合影留念。在纪念大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指出:“致公党是和我们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历史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致公党在广泛联系海外侨胞、洪门人士、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中具有优越条件。我们希望致公党在做好国内工作的同时,继续发展同海外侨胞、洪门和台湾、港澳同胞的联系,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千秋大业做出新的贡献!”黄鼎臣在大会的讲话中,回顾了致公党60年的历史,阐述了“三大”以来致公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程;表示致公党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团结所联系的海外侨胞和台港澳同胞,共同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实现而奋斗!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海外来宾的代表向大会致了贺词。致公党中央领导人与海外来宾通过座谈会、参观游览、文艺晚会等活动,共叙友情,既宣传了自己,也了解了别人,进一步加强了联系。

  致公党中央还利用国庆和其他节日邀请海外社团和人士来华访问。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通过邀请接待亲友来华探亲、旅游、洽谈贸易、讲学等进行广泛接触,向他们介绍祖国和家乡的变化,宣传祖国的大好形势。

    二、组团出访,广交朋友,增进友谊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八十年代初,致公党以党派的名义组团出访,在各民主党派中尚属首次。1984年6月24日至8月13日,以黄鼎臣为团长、许志猛为副团长的中国致公党访问团出访了菲律宾、加拿大和美国,还顺访了香港和澳门地区。访问期间,代表团会见了各地的洪门昆仲和华人、华侨社团,拜访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代表团成员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海外的朋友加深了对国内大好形势的认识。通过代表团的工作,促进了各地洪门团体的团结。中国致公党首次出访成功,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当地报刊、电台等媒体详细报道了这次出访。

  1986年,正在美国探亲的董寅初,受致公党中央的委托,参加美国纽约洪门致公总堂的恳亲大会,并代表致公党中央致贺词;1987年9月11—19日,黄鼎臣率团赴牙买加,参加牙买加洪门致公堂一百周年盛典,回国途中还顺访了纽约洪门致公堂;同年9月19—26日,伍觉天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了澳大利亚洪门民治党墨尔本总支部成立90周年庆典;1988年9月—11月,伍觉天、许志猛率团赴加拿大,参加了加拿大洪门民治党温哥华支部成立100周年、《大汉公报》创刊80周年、温哥华达权支社成立70周年的三庆大会,同时还顺访了美国纽约洪门致公总堂、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夏威夷洪门致公总堂等。代表团在出访各国期间,还拜访了各地的华人社团,不仅见到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新朋友,还会见了持不同观点的具有代表性的各方面人士,同他们共叙情谊,增进了解,特别是访问团在出访期间,积极宣传我国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表达海峡两岸同胞应同心协力、促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的愿望,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此外,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负责人,先后参加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地方人大、政协的代表团,访问了欧洲、美洲各国,日本、泰国、缅甸、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和港澳地区,参与了国际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扩大了联系,增进了友谊。与此同时,广大党员中有不少同志经常出国(境)探亲、访问、讲学、演出和参加国际会议,据统计,“八大”以来出国(境)的人达1500人次。他们除完成自身的任务外,还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会见亲友,拜会社团等。他们讲述自身的经历,家乡的变化,宣传国内的大好形势、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转达祖国同胞的问候,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加强了友谊。

  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海外联谊的面越来越广,已经不局限于海外的洪门团体和洪门人士,还扩展到华侨、华人的其他社团以及海外的留学人员,朋友越来越多,从而更加体现了致公党与海外有广泛联系的特点和优势。

 

第八章 中国致公党努力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 (1988—1991)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报告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全面改革的基本方针;还明确地指出不断完善和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11月26日,致公党在北京召开八届中常会十七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十三大的精神,并通过了《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决议》、《关于召开中国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方案》。1988年4月,中国致公党在北京召开八届中常会十八次会议。会议接受黄鼎臣同志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要求,并一致推举董寅初同志担任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1988年12月12日至18日,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277名。代表全党7912名党员。大会的议程是:审议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贺词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致公党积极支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民主监督;动员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友好往来,支持成员密切联系海外亲友,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四化建设,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鼎臣致开幕词。董寅初作题为《热爱祖国,致力为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开拓前进》的工作报告。报告着重阐明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报告说:“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两面旗帜,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针,团结全体党员以及所联系的归侨侨眷和海内外亲友,发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黄清渠作关于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草案)》的说明。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致公党章程》。新章程对致公党的构成和性质作了如下的表述:“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由91名中央委员、9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由董寅初、杨纪珂、伍觉天、黄清渠、陆榕树、郑守仪(女)、王宋大、黄独峰、郑正仁、蔡其侃、叶佩英(女)、俞云波、刘文湖13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选举董寅初为主席,杨纪珂为常务副主席,伍觉天、黄清渠、陆榕树、郑守仪、王宋大为副主席,王宋大为秘书长(兼)。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一致推举黄鼎臣为名誉主席,许志猛为名誉副主席,许乃波为顾问和15位同志为咨议。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新老合作交替以及领导班子年轻化、知识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一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同志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这不仅为中央领导班子增强了新的活力,而且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责,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第二节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意见》,加强自身建设

    一、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意见》

  1990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正式公布实施。《意见》不仅全面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而且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相互关系、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意见》的公布实施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致公党中央于1990年1月31日,向全国各级组织发出了关于学习中共中央《意见》的通知。2月10日,杨纪珂代表致公党发表了题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的电视讲话,表明致公党对《意见》的态度。2月18日,致公党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学习中共中央的《意见》。董寅初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意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共同遵守的准则,是指导今后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再次强调:“中国致公党坚决反对在中国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度,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神圣责任,中国致公党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根据《意见》精神,制定切实措施,加强自身建设

  199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作了题为《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强调全党都要重视做好统战工作。会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6月底,致公党召开了九届中常会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学习了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并结合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意见》和致公党的实际,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党把思想建设抓紧抓实,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

  1990年7月12日至13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参加座谈会,江泽民总书记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进一步落实民主党派参政和加强自身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9月3日,致公党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担负起参政党重任的若干意见》。10月,致公党中 召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若干意见的实施要点》,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执行。通过学习中共中央的《意见》和致公党中央制定的三个文件,致公党各级组织加强了领导班子建设,把主要精力放在履行参政党职能上,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建设,组织发展工作也获得了健康的发展,并注意了党员素质的提高。到1990年6月30日止,全党党员人数达10634人,县、市级组织有80个,省级组织有15个。

  在致公党九届中常会二次会议上,增补邱国义、吴豪德、唐国俊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九届中常会十次会议上,增补罗豪才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三节 发挥参政党的作用,积极参政议政

  通过学习中共中央的《意见》,致公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1989至1991年间,致公党中央领导人参加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民主党派人士高层次座谈会、协商会、谈心会、通报会等,前后约有50多次。董寅初参加了江泽民总书记主持的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座谈会、参加讨论中共中央制定的《意见》。致公党中央其他领导人还应邀参加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前的通报会,《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讨论座谈会,三峡工程论证会等。在这些会议中,致公党中央的领导人,就有关国家大政方针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针对“台独”分子的蠢动,1992年董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遏制‘台独’逆流,维护祖国统一》的文章,谴责台独分子数典忘祖的倒行逆施,并呼吁台湾当局从民族大义出发,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捐弃前嫌,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致公党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分别参加中共中央和政府组织的清理检查公司工作,反腐败调查组工作,一些省市级组织的部分同志还参加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工作,直接参与了监督、检查工作。

  按照《意见》关于“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中的作用”的精神,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十分重视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中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致公党党员担任七届各级人大代表共515人,各级政协委员共1677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17人,全国政协委员27人,他们在全国及省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分别以个人或致公党组织的名义作了大会发言,总计有123次;向各级人大、政协提交的议案、提案、建议和意见有四千余件。这些发言、议案、提案都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和体现致公党的特点,反映了所联系的归侨、侨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如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陆榕树代表致公党中央作了题为《重大建设项目在上马之前必须从宏观经济角度做好科学与民主的论证》,郑守仪代表致公组作了题为《同心协力全面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发言;有许多提案和建议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如解决华侨农林场存在的困难及土地纠纷问题的建议;改善投资环境,努力发展“三资”企业的建议。有的提案如《积极挽救老中医人员实践经验的建议》,还被全国政协评为优秀提案,各级地方所提出的提案也有不少被评为优秀提案等等。

  此外,致公党担任各级人大的女代表、各级政协的女委员,就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多次发出呼吁,提出议案、提案,如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保护妇女儿童人身自由,坚决取缔出售淫秽书刊和出租出售黄色录相带等。

  致公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认真做好物色、举荐致公党党员担任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工作,这是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又一个举措,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国政协七届十五次常委会,任命杨纪珂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致公党约有100人先后担任了各级政府及司法部门的领导职务。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受到好评。与此同时,致公党有不少同志应聘担任各级特邀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他们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廉政建设检查、案件调查、“三乱”情况调查以及审计监督等工作。他们积极工作,如实反映情况,转达人民群众的举报,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较好地发挥了参政和监督的作用,有的同志还被评为优秀特邀监察员、检察员。致公党的参政议政工作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提出的议案和提案以及建议,数量逐年增多,质量有所提高。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八五”计划,全面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抗洪救灾、重建家园等社会重大问题献计出力。第三,注意发挥组织作用和群体智慧,深入调查研究。如《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发言,是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基础上,通过讨论逐步形成的;关于抗洪救灾、重建家园的十条建议,是在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举行座谈、讨论后形成的;华侨农林场问题是通过中央和地方联合调查写成的等。第四,加强中央和地方的沟通,并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加强横向联系,不断拓宽参政议政面。

  第四节 进一步开展为四化建设服务工作和海外联谊活动

    一、开展智力支边、科技扶贫工作,为四化建设服务

  智力支边,科技扶贫,是民主党派适应新时期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需要所做的一项开创性工作。1988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工作协调小组”。在协调小组统一协调指导下,致公党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智力支边、科技扶贫工作。

  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从参政党的角度出发,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入老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向中共地方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如杨纪珂提交的《建立延边州珲春边贸经济区》、《关于利用东南亚形势的新格局、加速云南红河州对外开放的建议》等,受到国务院的重视。为表彰他在支持、维护星火计划实施方面做出的贡献,国务院授予他“国家星火计划特别荣誉奖”。一些地方组织也积极开展调研工作,提出了加快贫困地区开发、开放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致公党中央协助一些地方制定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主要有:贵州省《兴义市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兴仁县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四川省《酉阳县中药材发展规划》和《酉阳县畜牧业发展规划》等。这些规划付诸实施后,都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同时,各地方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培训工作,帮助贫困地区培训人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协助贫困地区进行项目评估,选择开放项目;跟踪项目实施,协助落实引进资金等。

  地方各级组织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为社会服务活动。党员中的科技人员利用业余时间为工厂企业咨询服务,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深入侨乡、华侨农场和贫困地区,义诊义医,送医送药和医疗咨询服务;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为工农兵义务演出,有的举办书画篆刻展览,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各地组织继续开展社会办学活动,不断拓宽办学渠道,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培养了不少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

    二、积极开展海外联谊活动

  “九大”以来,致公党各级组织共接待来自五大洲侨胞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各类团体数百个,计5万余人次。在组织和个人接待中,都努力做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方针、政策,介绍祖国的建设成就和家乡发生的变化,激发海外华人华侨爱国爱乡的热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后,由于海外一些新闻媒介的歪曲报道,使不少“三胞”社团和亲友对国内局势产生误解和忧虑。致公党各级组织和个人,积极配合有关部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耐心、细致地解释,如实地反映日趋安定的国内局势,说明祖国仍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港、澳政策和侨务政策都不变。“三胞”的疑虑逐步消除了,从而得以继续在国内兴办企业及捐款兴办公益事业。5年中致公党协助引进资金或捐赠公益事业的款额达人民币9亿4千万元、港币7亿8千万元、美元6亿4千万元。不少党员由于在动员自己亲友投资国内或在国内兴办公益事业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受到各有关组织与部门的表彰。1991年夏季,我国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期间,致公党党员在自己捐款捐物的同时,积极动员海外亲友支援灾区人民。短期间,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踊跃赈灾,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致公党加强了海外联谊工作,中央领导人多次率团出访。1989年底,董寅初在美期间,代表致公党出席了美国纽约洪门致公总堂、纽约洪门致公堂新春团拜暨新旧职员交接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1990年6月,董寅初率领中国致公党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总部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暨81、82届新职员就职典礼。访问期间,代表团拜会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加强了致公党与菲华洪门社团及各界人士的联系,增进了友谊。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我国民主党派仍组团出国访问,在海外引起积极的反响。与此同时,致公党党员出国探亲、访友、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及随同各种团体出访的人数也逐年增加。

 

第九章 中国致公党为建设高素质的参政党而不懈努力 (1992—1997)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十年代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的经验,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并提出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战略思想。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总结了1978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把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中共十四大的战略部署和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将迈出更新更快的步伐。正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致公党决定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2月15日至20日,致公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95名。代表全党11496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修改《中国致公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钱其琛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贺词高度评价了致公党进入新时期以来各方面工作的成绩,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致公党积极拥护并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发挥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作用。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致公党动员和团结广大成员及所联系的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努力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杨纪珂致大会开幕词。董寅初作了题为《团结奋斗,致力为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总结了14年来改革和建设的丰富经验,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对于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致公党将一如既往地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协力,共展宏图”。

  陆榕树作关于《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正案)》的说明。新党章对致公党的性质和特点作了新的概括:“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的中上层人士为主和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章程增加了阐明中国致公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应遵守的准则和作为参政党的地位与特点。明确提出了致公党的政治纲领是:“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全体党员和所联系的归侨、侨眷以及海外侨胞,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由87名中央委员、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由王宋大、古华民、叶佩英(女)、吴豪德、邱国义、杨纪珂、杨兆旋、李家宝、李铮友、张骏升、陆榕树、郑守仪(女)、罗豪才、俞云波、唐国俊、梁立基、靳晋、董寅初(以姓氏笔划为序)18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选举董寅初为中央主席,杨纪珂为常务副主席,陆榕树、郑守仪、王宋大、罗豪才为副主席,王宋大为秘书长(兼)。全会一致推举黄鼎臣为名誉主席,伍觉天为名誉副主席,五位老同志为顾问和十五位同志为咨议。1995年12月,在致公党十届四中全会上,增选吴明熹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会议同意王宋大辞去秘书长职务。1996年12月,在致公党十届五中全会上,增选杜宜瑾为中央委员、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致公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依据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确定了致公党今后五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这就为致公党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提供了思想政治和理论上的坚实基础。

  第二节 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进一步履行参政党职责

   一、参加国是问题的协商和讨论

  “十大”以后,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遵照大会制定的方 针和任务,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积极参政议政、履行参政党的职能。

  中共中央就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致公党作为参政党积极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举行的高层次座谈会、民主协商会和情况通报会,以及各项考察活动;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意见建议。仅1994年,致公党中央领导人就参加了19次这种会议,如反腐败问题座谈会、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的征求意见座谈会、有关教育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中共中央委托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苏南、浦东和三峡工程的考察活动;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反腐败工作调查和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活动;参加对有关法律的修改工作等。与此同时,各级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也经常参加地方党委和政府召开的各种座谈会、协商会等,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以及有关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1995年2月,董寅初发表《坚决拥护八项重要主张,努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讲话,对江泽民主席关于祖国和平统一八项主张表示完全赞同和坚决支持,并号召全党遵循讲话精神,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二、活跃在人大和政协的舞台上

  1992年至1993年,全国各级人大和政协陆续换届。致公党党员中525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1449人担任各级政协委员,其中全国人大代表25人,全国政协委员30人。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董寅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7位党员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担任常委、副秘书长和专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在地方各级的人大和政协中,也有不少同志担任了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各地致公党员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开展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活动。1995年在全国和省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致公党员作大会发言有36人次,提出议案、提案、意见、建议的有1140余件。这些发言、议案、提案都围绕国家和地方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反映所联系的归侨、侨眷的意见和要求。在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杨纪珂提出《关于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村经济委员会”的议案》,得到274名人大代表的附议。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陆榕树代表致公党中央作了题为《加强侨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发挥桥梁作用》的大会发言。为配合中共中央宣传贯彻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作了题为《充分发扬侨的优势,大力促进侨乡精神文明建设》的发言。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四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的提案分别为《关于解决国有华侨农场困难的几点建议》、《关于进一步吸引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几点建议》,得到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关于解决国有华侨农场困难的几点建议》的提案,被评为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受到表彰。地方各级组织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十分重视每年的“两会”,积极发言,提出议案、提案和建议,有不少被评为优秀提案。

    三、积极举荐致公党员参政

  致公党中央积极举荐本党党员担任各级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领导职务。其中罗豪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有近40人担任市副检察长、副市长、副县长和市、县侨办副主任等职务。有近200名党员被聘为各级特邀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和教育督导员等。他们直接参加了行政监察、司法检察和审计工作,协助政府和司法机关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此外,不少党员还参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各级政府和司法部门组织的各种检查、调查和审计监督工作,发挥了党派直接参与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作用。

    四、总结交流参政议政工作经验

  为了提高参政议政水平,进一步履行参政党的职责,致公党中央于1994年9月7日至1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全国参政议政工作会议。陆榕树致开幕词,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意见》,总结、交流本党参政议政的工作经验,研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本党的参政议政工作。杨纪珂在会上作了如何搞好参政议政的专题报告。他指出:致公党各级组织要围绕全国工作大局及地方经济建设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认真选好题目,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并加强与中共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联系,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使调研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起来。会议通过总结、交流经验和认真研讨,进一步明确了参政议政工作是参政党的主要职能和重要任务之一;民主党派的作为和社会影响程度的大小,主要体现在对参政议政做出的成绩;参政议政工作既要重视发挥个人的特长,又要强调发挥全党的群体作用;找准角度,选好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强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培育全党的政治理论素养;不断健全参政党机制和参政议政工作机构,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及时总结参政议政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加以宣传推广,以便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搞好参政议政工作。

  第三节 加强对全党组织工作的领导

   一、研讨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致公党“十大”刚刚闭幕,中央即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贯彻本党“十大”精神,总结交流全党组织工作的经验,研讨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原则和方针。会议通过总结、交流和研讨,统一了认识:必须大力加强领导班子、工作班子的建设;切实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针对党员年龄老化,今后应在注重质量的前提下,发展中青年党员。会议还形成了旨在加强全党组织工作的文件《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组织工作的若干意见》。会后,各级组织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加强了领导班子集体领导,健全会议制度;机关干部补充了新生力量,建立和健全了机关各种规章制度;按照“一职二备”的要求,积极物色人才,提出后备干部队伍初步名单,中央在北京还举办了致公党中青年党员学习班,积极培养后备干部队伍。

  1994年10月,致公党召开十届中常会六次会议。会议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全国民主党派工作座谈会精神,通过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致公党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参政党机制,不断提高党员的总体素质,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积极物色、培养人才,顺利实现新老交替,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道路不断前进。

    二、积极稳妥地做好组织发展工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对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1996年6月3日,杨纪珂参加了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座谈会,经协商后,形成了《关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再次明确了组织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组织发展的重点分工,《纪要》下发后各级组织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实施,严格组织发展程序,保证了全党组织工作的健康发展。?

  自“十大”以来,截止1997年7月底为止,全党遵照巩固与发展相结合和坚持“三个为主”方针,稳步发展了党员3992人,全国党员总人数达15461人。新发展的党员中不少是中青年的学科带头人、大学校长,特别是发展了一些高层次的、有代表性的人士,并吸收进领导班子

    三、以政治交接为主线做好换届工作

  1996—1997年,致公党各省(市)级组织面临换届工作任务。为了顺利地做好省(市)级组织以政治交接为主线的换届工作,1996年3月20日,十届中常会十二次会议通过了《致公党中央关于中央和省级委员会换届的意见》。5月份,致公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全党组织工作会议。至1997年7月,全国18个省(市)级组织全部完成了换届工作;重庆市委会升格为省级组织,中央直属贵州支部升格为省筹委会并于1999年春正式成立省委会。各省级组织按照中央《换届的意见》精神,制定了《关于市县委员会换届的意见》的文件,在当地中共市县委员会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市县委员会的换届工作。通过换届,各级组织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领导班子体现了新老合作交替,一批年富力强的党员进入领导班子,增强了班子的活力;领导班子整体素质有所提高,进一步改善了领导班子人才的群体结构,年龄结构更趋于合理。

    四、提高自身素质 ,做合格党务工作者

  1993年12月21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等亲临致公党中央机关,受到杨纪珂、陆榕树、王宋大副主席和中央机关干部的热烈欢迎。27日,李瑞环、王兆国视察即将竣工的致公党新建的办公大楼。次年春,中央机关迁入新址,办公条件大为改善。自本党199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1994年十届中常委会六次会议通过《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见》以来,全党各级组织的机关工作有了很大起色。为了及时总结经验,强化机关党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效益,进一步提高参政党的行政能力,1996年8月,致公党中央在大连召开致公党机关建设工作会议。在开幕式上,杨纪珂指出:召开“这次机关建设工作会议,目的就是要加大力度,搞好致公党的自身建设,提高致公党的参政议政能力,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与会同志通过讨论,对机关的职能和任务、机关干部自身素质等问题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提高。会议形成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三个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致公党机关信息工作的意见》、《关于中国致公党省级及中央直属组织公文办理意见》、《中国致公党省级及中央直属组织档案工作规则》。

  在会议闭幕式上,吴明熹着重就提高自身素质做合格党务工作者作了总结性的讲话。他强调:加强机关建设,从根本上讲,就是加强机关管理,党务工作者就是机关管理人员。做一个合格的党务工作者必须要学政治,讲奉献;识大局,讲团结;守纪律,求进取;要有紧迫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关心下属,化解矛盾,大胆工作,共图大计,做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第四节 拓展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

    一、加强全党的理论学习

  “十大”后,致公党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学习《邓小平文选》通知精神,制定计划,组织全党干部和党员学习《邓小平文选》,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增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组织全党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重点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四大和中共十四届历次中全会的精神;组织学习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同时还开展了国情教育、形势教育、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教育及致公党党史的教育等,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培育全党的政治理论素养,努力把中国致公党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政党。

   二、适应形势,规划宣传思想工作

  199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为了学习和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拓展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致公党中央于1994年4月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陆榕树致开幕词。会议进一步明确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方针,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全面提高致公党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致公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规划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1996年6月,致公党中央在苏州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杨纪珂作了主题报告,指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会议主要讨论《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五年设想》,交流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经验和体会,并就如何拓展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共识:致公党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要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必须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素质;思想建设最根本的任务是,在全体党员中牢固树立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观念。为此,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放在首位;必须同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指示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在本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建功立业。《五年设想》经致公党十届中常会十二次会议通过后,下发全党贯彻执行。

    三、结合节庆活动,进行传统教育

  1995年是中国致公党成立70周年。为纪念70周年华诞,致公党中央于10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大会。会前,中共中央领导特为致公党70周年纪念题词以表祝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词是:团结奋斗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题词是:广泛团结归侨和海外侨胞,团结港澳台同胞,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的题词是:继承光荣传统,广泛团结五湖四海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更大贡献。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题词是:致力大团结,公心谋国事。在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华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了贺词,贺词充分肯定了致公党建党70周年来,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指出:“致公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长期以来,致公党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通力合作,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可喜的成绩。”贺词最后希望并“相信致公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继承和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奋发进取,开拓创新,更加广泛地团结归侨、侨眷、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词对全党以极大的鼓舞。

  在纪念大会上,董寅初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了中国致公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积累的三条宝贵的经验: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这是我们最根本的认识和最重要的经验;二,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广泛团结归侨、侨眷及所联系的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竭智尽力;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政治素质,切实加强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开拓前进,扎实工作。他还说:在纪念中国致公党7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感肩负历史责任的重大。致公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总格局中有所作为,无愧于参政党的光荣使命,就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全党的整体素质;就要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投身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围绕全国工作大局,参政议政,献计出力;就要充分发挥与海外联系广泛的特点,动员和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最后,他表示致公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奋发图强,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接新世纪,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莅临纪念大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建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全国侨联的领导人,海外洪门团体的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向大会致了贺词,菲律宾洪门联合总会、加拿大洪门民治党总支部也致了贺词,此外,海外许多华侨社团也发来了贺电。

  为纪念致公党成立70周年,地方各级组织也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纪念活动,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教育,从而使党员进一步增强作为致公党党员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提高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自觉性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

  1997年5月14日,致公党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三大”召开50周年大会。杨纪珂在纪念大会上讲话。他说,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反对美蒋反动派、建立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宗旨,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次会议是致公党由一个旧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党的重要标志。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延东到会祝贺,她肯定了致公党自“三大”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并热诚希望致公党全体同志继承发扬“三大”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

  第五节 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

    一、开展支边扶贫工作,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支边扶贫是致公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重要工作,是履行参政党职能的重要形式。四川省酉阳县是国务院确定的致公党中央的定点扶贫县。从1990年开始,致公党中央与四川省委会、重庆市委会在酉阳开展了一系列扶贫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推动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致公党中央于1995年6月在酉阳县召开全国支边扶贫工作会议。王宋大在会议上讲了话。会议总结、交流了致公党开展智力支边、科技扶贫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讨了今后开展支边扶贫工作的思路和任务。与此同时,致公党中央进一步加强对贵州省黔西南州“星火计划”和科技扶贫试验区的工作,先后派出有关专家对该州进行考察、咨询。为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制定了《中国致公党关于加强扶贫工作的决定》,指出今后要加强领导,扩大扶贫面,加大扶贫力度,为在本世纪末基本消灭贫困,实现小康多做实事。

  致公党中央和各级组织还积极开展“致力为公献爱心”活动,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贫困地区希望工程捐款建小学或赠送电脑、图书和教学仪器等,为受灾地区的人民捐款、捐物。

    二、表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994年10月,致公党十届中常会六次会议作出召开《致公党为社会主义两文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和集体表彰大会》的决定。地方各级组织按照决定的要求,在总结交流的基础上,分别表彰了本级组织的一批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

  1995年10月6日,致公党在北京召开了“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这次表彰会全党共表彰先进个人134名、先进集体46个,省级先进项目共18个。杨纪珂在表彰会上讲了话。他充分肯定了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在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的突出成绩,并指出:我们要把这次表彰会当做一次新的动员,并向他们学习,要达到表彰先进、交流经验、互相鼓励、共同提高、促进工作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推动致公党全体同志,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做出更加出色的成绩。1996年11月,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参加经验交流会的共有43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06名先进个人。致公党推选出4个先进集体代表和10个先进个人。出席大会的国家领导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还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以及有关单位的负责人。

  第六节 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工作

   一、拓展海外联谊工作渠道

  1993年6月,致公党中央在福建召开全国海外联络工作会议。陆榕树致开幕词,指出:这次会议是研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把海外联络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台阶。会议认为,海外联络工作要紧紧围绕发展经济、振兴中华这一时代主旋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多渠道、多形式地为“三引进”,开展穿针引线,为经济建设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各级组织在“三引进”过程中,注意引导外商投资由旅游、商业、服务性行业要转向投入基础建设、基础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等。据不完全统计,1993至1997年上半年,致公党共协助引进外资和协助捐资兴办公益事业款额约381亿元人民币、58亿美元、7千万元港币。

  为开拓海外联谊渠道,1995年5月,应菲律宾三大菲华义诊组织的邀请,郑守仪率领“山东致公党医疗团”赴菲义诊访问。医疗团运用中华传统医学、医术,开展义诊服务活动,共为病人义诊2000余人次,赢得当地华侨华人的高度赞扬

  1996年初,致公党中央组成了以陆榕树为团长,郑守仪、罗豪才为副团长的“中国致公党访问团”应邀访菲,参加第二届全菲洪门昆仲恳亲大会,受到菲律宾和菲华各界人士的盛情接待。访菲期间,访问团广泛接触当地华侨、华人,对增进了解、广交朋友起到了积极作用,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为加强与海外社团的联系,致公党中央1993年10月邀请澳大利亚洪门民治党墨尔本总支部、大溪地致公总堂和中华会馆组团访华;1994年10月,邀请秘鲁洪门民治党总支部和通惠总局、澳大利亚悉尼致公总堂、菲律宾洪门联合总会组团访华;1996年11月,邀请古巴洪门民治党总支部和中华总会馆组团访华;特别是1995年10月,致公党成立70周年之际,致公党中央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牙买加、墨西哥和菲律宾7个国家的15个社团来北京参加纪念活动。通过节庆活动来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

    二、加强联谊工作,宣传《基本法》

  1982年邓小平接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表达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心。1984年,经中英两国政府谈判,双方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至此,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基本确立。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突然抛出《政改方案》,为香港平稳过渡设置重重人为障碍。1993年3月,在致公党十届中常会二次会议上,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烈谴责彭定康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衔接、违反中英双方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政改方案。致公党中央和各级组织通过学习、领会《基本法》精神,配合有关部门,在海外联谊工作中积极主动地宣传“一国两制”方针、宣传《基本法》精神。

  为配合做好香港顺利回归的工作,1992年,伍觉天邀请几位居港的原致公党老党员在广州座谈,了解香港同胞对《基本法》的反映。次年,在深圳召开了部分居港致公党员的座谈会。在1994—1996年,致公党中央连续三年邀请居港致公党员和个别老朋友参加座谈会。参加座谈的同志畅所欲言,由衷地表达了他们对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拥护,增强了对香港平稳过渡的信心。同时,他们对实现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平稳过渡,提出不少问题和看法。致公党中央及时整理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送给有关部门。

    三、喜迎香港回归

  1997年6月,在香港回归祖国之际,致公党中央和各地组织纷纷以举行报告会、座谈会、文艺联欢晚会、作诗写文章等形式,表达他们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的喜悦心情。董寅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雪百年之耻,扬民族之威》的文章;杨纪珂出席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全国工商联举行的喜迎香港回归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罗豪才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座谈会并讲话。致公党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和讲话,表达了致公党同全国人民一样,对香港的回归,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无比的自豪。这不仅是全体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一件大事,也是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久萦于怀的一桩心愿。

  在欢庆回归的大喜日子里,董寅初参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同时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庆典,送上了全国一万多名致公党员的衷心祝贺。

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香港经过百多年风雨沧桑,终于顺利地回归祖国,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洗刷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香港能回归祖国,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功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同时也是包括六百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

 

第十章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国致公党迈入新世纪 (1997—2002)
第一节 中国致公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到2002年是跨世纪的五年,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7年和1999年,我国政府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民族欢欣鼓舞,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得以成功实现。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历史,展望下个世纪五十年的发展前景,认真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四大以来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中国致公党肩负着同中共亲密合作、共同完成跨世纪历史任务的重要使命,决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97年11月1日至6日,致公党在北京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57名,代表全党15713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并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中国致公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了贺词。贺词指出:“在过去的五年中,致公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努力实践致公党‘十大’提出的发挥参政党职能、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任务,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全体成员以及所联系的归侨、侨眷,发扬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紧紧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联系改革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就经济建设、侨务政策、文教卫生、对外开放、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致公党中央领导人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协商会,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认真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广大成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科技扶贫、智力支边作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不断开拓进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结合自身的特点,充分发挥与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络工作,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陈舜礼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

  董寅初致大会开幕词。杨纪珂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继往开来,团结进取,为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贡献》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致公党新时期以来的工作,总结了致公党工作的基本经验,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对于中国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纪。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都面临着以怎样的姿态跨入新世纪这一重要历史命题。致公党今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定地贯彻中共十五大精神,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紧密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充分发挥参政党职能,团结全党同志和所联系的归侨、侨眷,为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新贡献。”杜宜瑾作关于《关于〈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正案》的说明。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国致公党章程》。新党章是在1992年修订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从跨世纪换届,实现政治交接的要求出发,认真总结长期以来中国致公党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优良传统和加强自身建设的新经验修订而成的。新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多党合作总格局中发挥参政党作用的政治要求和行为准则,进一步完善了组织机制,补充了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基本要求等内容。

  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由92名委员组成。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由王宋大、王珣章、古华民、叶文虎、叶佩英(女)、邱国义、杜宜瑾、吴明熹、李家宝、李铮友、杨兆旋、郑守仪(女)、林子亮、罗龙、罗豪才、周畅、俞云波、程津培、蒋作君1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选举罗豪才为中央主席,郑守仪、王宋大、吴明熹、杜宜瑾、俞云波、王珣章为副主席,任命邱国义为秘书长。全会一致推举董寅初为名誉主席,伍觉天、杨纪珂为名誉副主席,并聘请三位老同志担任顾问。在1999年11月27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王忠康、许克敏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届中增选了3位中央委员。

  中国致公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跨世纪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中共十五大精神,总结改革开放十九年来特别是致公党十大以来的实践经验,确定了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修改了中国致公党章程,使之更具有时代特征和符合本党实际,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顺利完成了跨世纪政治交接任务,为本党以新的姿态迈向二十一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换届以后,罗豪才主席明确提出:“致公党组织规模小,声音不能小;党员人数少,作为不能少。”这个口号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

  第二节 针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表明政治态度

    一、谴责分裂言论,维护祖国统一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7月13日,致公党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李登辉分裂祖国的言论,坚决拥护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关于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各地方组织纷纷举行座谈会、报告会,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了李登辉分裂祖国,搞“台独”的阴谋。

  2000年4月,吕秀莲坚持“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立场,将海峡两岸说成是两个华人的国家。致公党中央发言人发表声明《搞“台独”绝没有好下场》,对这又一数典忘祖、分裂祖国的言论进行抨击,并坚决支持中台办、国台办发言人的严正立场。

  2000年5月20日,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发表就职讲话,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采取了回避和模糊的态度。5月22日,致公党中央与国务院侨办、全国人大华侨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中国侨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侨界反分裂、反‘台独’、促统一”座谈会,对5月20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授权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的声明,表示坚决拥护,表达了中国侨界反分裂、反“台独”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坚强决心。2002年8月,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声称“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鼓吹“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前途”。8月8日,致公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一边一国”论提出了强烈的谴责,指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是李登辉“两国论”的翻版,顽固坚持“台独”立场,推行“台独”路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二、深入揭批“法轮功”邪教组织

  针对法轮功邪教组织危害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1999年7月22日我国政府发出《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次日,致公党中央就“法轮功”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改革发展稳定局面的活动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致公党中央完全赞成并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法轮功问题采取的鲜明立场和断然措施,坚决支持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同日,致公党中央向各省级组织下发《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致公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彻底认清李洪志的反动面目和“法轮大法”的荒谬本质,开展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教育活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2001年1月,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几名“法轮功”痴迷者自焚事件。2月2日,致公党中央与全国人大华侨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联合在北京举办座谈会,强烈谴责“法轮功”邪教组织残害生命的新罪行。致公党中央指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已沦为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工具,他们策划煽动“法轮功”顽固分子聚集闹事,甚至不惜置“法轮功”痴迷者于死地,充分暴露了“法轮功”邪教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本质。

    三、对国外重大事件表明态度

  1998年5月,印尼发生社会骚乱,广大华人华侨遭受迫害,致公党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华人权益必须保护,不法之徒必须严惩》,对印尼华人华侨表示声援和同情,坚决支持我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华侨问题的严正立场,强烈要求印尼政府惩办凶犯,确保印尼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谈话发表后,致公党各地省市委员会以组织党员座谈讨论、向中央来电等方式,表达对华人华侨利益的深切关心和对谈话的衷心拥护,海外华人和社团纷纷致电,对致公党中央发言人的谈话表示支持和感谢。

  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侵犯我主权。5月9日,致公党中央紧急召开主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严正声明,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同日,致公党中央向各地组织下发了紧急通报,要求各级组织引导党员及时了解真相,坚定立场,维护稳定,把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愤慨和激发出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做好本职工作上来。在谴责日本政府修改历史教科书、抹杀侵略历史等问题上,致公党中央都及时表明了政治态度。

  第三节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取得新进展

  1998年6月,致公党中央在长沙召开全党参政议政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参政议政的使命感、紧迫感、作为感。1999年7月,在安徽合肥召开全党参政议政工作会议,深化了对参政议政的地位、作用、内容、途径、方法、队伍、机制等方面规律的认识。2000年11月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党自身建设会议上,强调了加强组织建设和机关建设对于参政议政工作的重要意义。2001年10月,致公党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党参政议政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了各地方组织参政议政的经验,促进了参政议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建设。通过这几次会议,推动了致公党的参政议政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积极建言献策

  致公党中央和地方组织积极参与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和领导人人选的协商,针对经济、政治、科教、文化等政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海峡两岸经贸合作、“三农”问题等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推动中共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挥了积极作用。致公党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率团先后赴重庆、天津、四川、广东、广西、福建、陕西、浙江、辽宁等省市就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华侨农场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港澳侨台人士在内地举办高等教育、高校体制改革与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农村奔小康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1998年,致公党中央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关于加强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意见》,逐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实行参政议政课题立项制度。2002年,致公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参政议政“质量·效果年”活动,制定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加强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工作意见的实施办法》、建立了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专家网络,广大党员和基层组织参政议政的参与程度不断扩大。

  五年里,致公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高层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共计70余次,重大外事活动39次,先后就《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征求意见稿)》、《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征求意见稿)》等重要文件提出修改意见。2000年,致公党中央积极组织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修正案)》的修改。各级组织在宣传和协助有关部门贯彻《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和落实侨务政策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举荐致公党员到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致公党有84名成员在县以上政府和司法机关任职(其中省部级干部4名),致公党中央重视做好他们的工作。2001年9月,致公党中央召开担任政府、司法机关领导职务人员的座谈会,总结交流经验,提高从政水平,并就从政中遇到的带有共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增强了担任政府、司法机关领导职务人员加强学习、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观念。针对在政府、司法机关任职的党员中出现的极个别腐败分子,中央及时地作出处理,并在全党进行警示教育。

  致公党有600余人先后应聘担任各级特邀监察员、检察员、审计员、教育督导员等特约人员。这些同志广泛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调查、检查、监督活动,在推动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设,改进政府工作作风和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不少地方组织还加大信息工作力度,及时反映社情民意,拓宽参政议政的渠道和领域。

    三、在人大、政协中充分发挥作用

  致公党有各级人大代表496人,各级政协委员2140人,其中全国人大代表31人,全国政协委员47人。在全国政协第九届第一次会议上,罗豪才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8位党员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中,担任常委、副秘书长和专委会副主任。

  致公党十一大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组织以及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个人和集体名义作大会发言约390次,提出提案、议案13600余件。这些发言、提案、议案内容,涉及经济建设、侨务政策、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所提建议均结合致公党的自身特点,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深入调研、注重质量、讲求实效、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提高,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

  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提出《关于新时期侨务工作几个问题的建议》、《关于加强对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领导与协调建议案》等大会发言和提案。1999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提出《依法治路,确保质量,促进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促进台资企业发展》等大会发言和提案。

  2000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提出《借鉴硅谷经验,大力推进海外高科技人才资源的开发》、《促进留学人员创业园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等大会发言和提案。2000年8月,致公党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制定“十五”计划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应充分重视内河航运建设的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复函本党中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高度赞扬致公党中央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关心和负责精神”,对致公党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复函表示:“将在制定“十五”计划时认真研究,并加以落实。”

  2001年,在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提出《深入扎实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关于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案》、《加快污水资源化进程》等大会发言和提案。同年2月,致公党中央在交通部支持下与全国政协提案委、九三学社中央共同编辑出版《中国21世纪内河航运论坛》并召开发行座谈会,共同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内河航运事业。

  2002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提出《借鉴沿海发达地区经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面对全球化大趋势,加快发展我国沿海枢纽港口》、《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就学状况》等大会发言和提案。这些大会发言和提案,许多被采纳并取得重大成效。

  第四节 开拓海外联谊工作新局面

  1999年7月,致公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党海外联谊工作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大力发展海外统战工作”的要求,制定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加强海外联谊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了开展海外联谊工作的职责、任务、方针和思路。

    一、做好侨务对台工作

  致公党中央加强了与世界性、区域性华人华侨反独促统组织的联系,分别派团参加在柏林、巴拿马、东京和悉尼等地举行的华人华侨反独促统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主题发言。致公党中央和地方组织有计划地邀请包括爱国洪门在内的侨团和台湾洪门人士访问团等前来参观访问,应邀参加一些国家洪门团体的纪念大会、恳亲大会等活动。2000年,致公党以成立75周年为契机,邀请3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海外华人华侨来京参加以“四海同心,反独促统”为主题的庆祝活动。进入新的世纪,致公党中央配合国务院侨办、台办开展美国旧金山、纽约、洛杉矶传统侨团的团结转化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2001年,致公党中央在济南和厦门举办了海外联谊工作座谈会,针对台湾政局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形势,组织干部学习文件,交流侨情信息,掌握有关侨务对台方针政策,总结工作经验。同年,致公党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与海外洪门团体的联系,促进侨务对台工作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肯定,进一步明确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政策。

    二、促进留学人员归国创业

  致公党中央积极支持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关心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发展,经常召开留学人员座谈会,向他们介绍祖国科教兴国,科技发展的情况,建立联系,增进友谊。致公党中央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的《筑巢引凤,精心培育,促进留学人员创业园健康发展》大会发言,受到全国政协李瑞环主席的高度重视。他在“大会发言”上批示:“数额不大,意义重大,应支持”。教育部、科技部等有关部门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认真组织落实,相继制定了创业园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促进创业园的健康发展。1998年致公党中央与光明日报合办《共商国是·海外留学人员》专栏,就如何吸引他们回国工作与为国服务问题进行探讨。

  1999年,与人民日报合作,组织《祖国在我心中》征文活动,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展现海外侨胞的爱国之情和留学人员的报国之志。2001年,与光明日报、国务院侨办、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等联合,举办《为华夏献才智》专栏,展示海外留学人员报效祖国的业绩,反映他们为弘扬中华文明的佳言良策。1999年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年会邀请致公党中央为年会的特邀会员。

    三、开展对未建交国家的民间交往活动

  从1999年开始,致公党通过“请进来”方式,建立了与巴拿马、多米尼加、巴拉圭、哥斯达黎加等国家洪门人士的联系,并通过他们先后组团出访了中南美洲的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和巴拉圭等国家,接触当地华人华侨和政界人士,促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2001年7月,致公党中央邀请以巴拉圭参议院副议长古安内斯为团长的巴拉圭参议员代表团来华访问,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与外交部等单位的肯定与支持。2002年5月应古安内斯邀请本党中央代表团访问巴拉圭,在该国产生较大反响。

  第五节 注重实效,开展社会服务工作

    一、开展支边扶贫、社区服务工作

  五年来,致公党中央每年都深入贫困地区,开展支边扶贫工作。2000年1月,致公党中央与国务院侨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中国侨联等中央涉侨单位赴广东、广西对华侨农场进行调研,慰问农场归侨侨眷,了解农场生产和生活情况,与中央有关部门商议,妥善解决了华侨农场归侨的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资金问题。2001年4月,致公党中央与中央涉侨单位发起侨界为西部“送温暖”活动,致公党广西区委会积极组织具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医务人员赴广西华侨农场,开展医疗咨询和义务诊疗活动。致公党中央领导多次深入贵州黔西南地区、重庆酉阳县、广西百色等地考察,捐资捐物、智力支边,支持当地扶贫、教育事业。据统计,从1997年至2002年,致公党各级组织及党员捐资建设希望小学及教学楼15所,卫生院2所,图书馆36所,捐资助学、扶贫济困4000多万元,资助贫困生1589人,为抗洪救灾捐款捐物313万元,热心支持教育、科技、医卫、工业、交通方面的建设,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社区服务是社会服务工作的新领域。根据自身条件,许多地方组织和党员积极开展社区义诊、咨询、技术创新等多种服务活动。通过社区服务工作,不仅为居民排忧解难,还积极反映侨情民意,使致公党所联系的归侨、侨眷的生活问题得以反映和解决。

    二、搞好社会办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1998年,致公党中央为酉阳县教委与大连中山区教委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牵线搭桥,落实大连南海集团捐资助学款23万元,修建“致公希望小学”。1999年10月,致公党中央领导同志视察黔江地区、酉阳县扶贫工作,参加了“酉阳致公希望小学”落成典礼,赠送课桌、书报、文体用品、彩电等物品,向酉阳一中捐资2万元奖学金。2000年5月,致公党中央领导在参加重庆、四川西部大开发战备实施情况考察时,向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捐赠5万元人民币,支持当地民族教育事业。五年来,致公党地方组织及党员个人兴办的民办大专、中专、幼儿学校26个,在校生6000多名,毕业生60000多名,培训教师、下岗工人及农民19919名,获各类奖项40个,体现了“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的办学宗旨,涌现了多所有声誉、有生机的“名牌”学校。

  第六节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一、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致公党中央换届以后,把政治交接作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1998年3月,罗豪才主席在十一届中常会二次会议(扩大)上,作了“关于领导班子建设”的讲话,提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以政治交接为主线,加强自身建设。他提出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要:一抓学习;二抓民主集中制;三抓团结;四抓后备干部队伍建设。1998年,致公党中央修订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议事规则》和《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2000年11月,致公党中央在云南昆明召开了全党自身建设工作会议,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贯彻《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加强自身建设若干问题座谈会纪要》精神,要求全党紧紧把握发展这个主题,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使全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巩固,党员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得力,工作机制更加健全,把致公党建设成为面向新世纪的高素质的参政党做出不懈的努力。2001年6月,致公党中央领导班子借鉴中共“三讲”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了集中学习、总结经验的活动,制定了《中央领导班子和机关职能部门改进工作的若干措施》,并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这次活动是致公党中央领导班子加强作风建设、开展党内监督的一次有益探索,中央领导班子进一步提高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了民主观念和群众观念,并带动了各省级及中央直属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推动了全党的自身建设。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基础。1999年2月,致公党中央制定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关于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央通过四个方面的工作,贯彻落实《意见》的精神:一是深入调查研究,与地方组织相配合,通过物色、考察、选拔,建立优秀人才和后备干部名册;二是有计划地选派干部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培训;三是加强与各地统战部门的沟通,了解后备干部的工作和思想状况;四是把制定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与本届中央、省级组织届中调整和2002年换届工作相结合。经过几年工作,在全党形成了一支中青年后备干部队伍,较好地满足了中央和各省级组织2002年换届对改善结构的需要。

    二、探索新形式,加强全党思想建设

  2000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出后,致公党中央召开常委会进行学习,强调搞好思想建设是致公党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2000年7月,在青岛召开了致公党十一届中常会九次会议,对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强调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要求,紧密结合致公党的实际,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2000年9月,致公党召开“中国致公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理论研讨会,将加强全党思想理论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进行了探讨和研究。2001年10月,致公党中央在重庆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总结《致公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五年设想》颁布以来的实施情况,并提出了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以促进全党的思想建设,会后下发了《致公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及其实施办法。对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视和加强,保证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自觉地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以香港、澳门回归,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5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50周年等重大盛事以及纪念致公党“三大”召开50周年、致公党成立75周年为契机,致公党举行庆祝、纪念活动,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各界和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影响。2001年,为向海内外宣传、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宣传依法治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治国方略,中国政府的大政方针和国家的法律法规,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致公党中央创办了《中国发展》杂志。

    三、注重政治素质,加强全党组织建设

  1998年12月的致公党十一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在归侨、侨眷中发展党员的同时,注意吸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专家学者”。这一举措,是致公党根据新的形势和建设面向21世纪的高素质参政党的需要,在组织发展上进行的重要调整,使党的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5年中,致公党的组织发展在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发展速度,党员数量1997年底为15713名,到2002年6月增加到21000名。其中,中高层次占82.5%,归侨、侨眷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人士占89.8%,中青年党员占43%,并在归国留学人员中发展了一批政治素质好、层次高、代表性强的专家学者,使党员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年龄结构得到改善,人才结构逐步优化,“侨、海”特色更为显著。基层组织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基础,是提高党的整体素质的重要环节。为了推进基层组织建设,1998年5月至1999年5月,致公党中央先后派员赴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云南和武汉等地进行调研,全面、深入了解各类基层组织的状况。1999年7月,致公党在全党开展“优秀基层组织评选表彰活动”,各级组织积极参与,逐级选拔,评选出致公党优秀基层组织50个,并于2000年11月在昆明举行的致公党自身建设工作会议期间,举行了优秀基层组织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基层组织经验交流与评选表彰活动,推动了致公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1997年起,致公党中央机关参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国家人事部有关文件,从应届大学生中招录机关干部,建立了以领导干部分级负责制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并且结合“三定”工作进一步定岗定责,开展了年度机关考核工作,参照《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对干部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评,还采取了干部任职前实行民主评议并进行公示的方法,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经过五年的建设,中央机关逐步形成了良好风气,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大为提高。中央机关的工作受到地方组织党员及相关业务单位的好评,推动了全党各级机关建设工作的开展。

 

第十一章 致力为公,参政兴国,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明确地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进行了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这次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热情和信心。

  中国致公党于2002年12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55名,代表全党21000名党员。大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审议并通过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中国致公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机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仪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贺词。贺词指出:“中国致公党具有爱国、革命的光荣传统,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过去的五年,“致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认真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取得多方面成绩”;“致公党充分发挥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积极开展海外联谊和交流工作,在凝聚侨心、反独促统和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致公党动员广大成员,积极开展支边扶贫、技术咨询等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致公党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成员素质不断提高”。贺词“希望致公党深入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进一步增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广泛地凝聚广大成员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学习中共十六大精神与参政党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成员的政治素质,把致公党建设成为在新世纪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能够经受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希望致公党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及时了解和研究海外侨情,以增进乡情、亲情和友情为重点,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海外联络工作,积极宣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共同反对‘台独’,反对分裂,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做出新的贡献”。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99人组成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罗豪才连任中央主席,杜宜瑾、王宋大、吴明熹、俞云波、王珣章、程津培、王钦敏为中央副主席。

  为了进一步学习贯彻中共十六大精神,致公党十二届一中全会提出,致公党作为参政党,要积极参与学习型社会的创建,努力建设学习型参政党。这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必然要求,是迎接新机遇、新挑战的必然选择。增强学习意识,建设学习型参政党是致公党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2003年3月4日举行的十二届中常会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公党中央关于建设学习型参政党的若干意见(试行)》。?

  2003年7月6日至8日,致公党举行十二届中常会二次会议。会议学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和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罗豪才主席对致公党全党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求。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我们致公党而言,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努力做到致力为公、参政兴国。这就要求我们学习执政党加强党建的经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全党的综合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把促进发展作为参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水平,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致公党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全党正在兴起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努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中共十六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团结全党同志和所联系的群众,为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为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而共同努力。

 

编 后 记


   中国致公党自1925年成立至今,已有78年历史。长期以来,广大党员迫切要求致公党中央提供一份较为准确而翔实的党史学习材料,作为对全党进行党史和优良传统教育的教材。致公党中央于1981年12月成立党史编纂委员会,酝酿党史编写工作。

  1995年,致公党中央第十届第十一次主席办公会议决定,用一至两年时间编写出版《中国致公党简史》。为贯彻落实这一决定,致公党中央成立了党史编写组,着手编写工作。党史编写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本党的老领导、老同志和党内外的专家、学者,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经过两年的努力,完成了《中国致公党简史(初稿)》的编写。

  致公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十分重视《简史》编写工作。中央领导认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是致公党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是致公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史。编好《简史》,总结致公党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历史经验,对于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明确政治责任,更好地发挥参政党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新的形势,中央成立了以罗豪才主席为主任的《简史(初稿)》修订编辑委员会,下设修订工作组。在广泛征求地方组织和广大党员意见的基础上,对《简史(初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于2003年8月完成了《简史(初稿)》的修订工作。

  本书由陈昌福编写第一、二章,谢慈庭编写第三、四、五章,吴豪德、王增祺编写第六、七、八、九章,张兆生编写第十章,邱国义、彭湘福编写第十一章。邱国义、彭湘福根据中央领导、《简史》编委会及党内外专家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统稿。

  应当指出,在《简史》编写过程中,始终得到了本党中央领导和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指导,各省级及中央直属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提出了不少修改的建议,本党中央机关的有关同志,特别是司徒擎 、谢白寒、赵惠平等老同志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深表感谢。

  毋庸讳言,虽然我们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我们的水平和历史资料的限制,难免有疏漏和欠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致公党简史》编写组

                                  2003年8月25日